今年3月份，广州中院出台相关文件，正式在两级法院全面推进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工作。逐步取消案件审批制后，广州法院的院长、庭长们审批案件的权限被大幅缩减，原则上他们不再审批合议庭法官办理的案件结果。（《南方都市报》8月12日）
广州中院作为司法改革试点单位，迈开了司法去行政化的关键一步：院长不再审批案件，将审判权真正交给合议庭和承办法官，为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打牢基础。
在以往法官队伍素质整体不高的时期，为防止差错案件的出现，行政审批制被嫁接到了法院审判管理之中，庭长、院长审批制也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把关作用。这就形成了不少法院司法裁判的模式：承办法官们负责前期的案件庭审，最后落槌定音的却是院长、庭长。这也形成了一个众所皆知的事实：发给当事人的裁判文书上署名的法官，往往不是决定案件裁判结果的人员，因为案件裁判前还须层层上报至庭长、院长审批后才能正式下发。
在审批制下，法官责任制被弱化，独立性不够导致依赖性强，院长却不得不把相当大的精力用在案件审批上，疲于听案件汇报、看案卷材料。逐步取消审批制，就是逐步给院长减负，使院长从审批中解脱出来，做院长该做的事。
那么，审批制取消后，院长该干什么呢？
院长首先是法官，这是其必然的身份，而且一般都是法官中的精英。院长如果进入了法官员额，又不办案，则是对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取消审批制，院长就有了更多的精力参与案件审理，尤其是那些新类型案件、重大疑难案件、在本地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等，院长要亲自担任审判长进行审理。今年7月初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对院长办案有了明确的要求，即院庭长“经考核符合入额条件的，应当进入法官员额，但必须作为主审法官履行审判责任”。
当然，在终身负责制下，院长也没有免责的特权，自己主审的案件得自己负责，这也就排除了院长审案走过场的可能。但院长毕竟不是专职法官，还有大量的行政管理和党务工作，如何合理确定院长办案的数量，必须从实际出发、科学界定。
取消审批权，意味着法官的担子重了，但放开后，法官能挑得起吗？这是个两难命题。为了解决法官不办无把握的案子，广州中院规定：合议庭把握不准的案件可以提交庭长、院长审阅，庭长可启动审判长联席会议、专家法官会议，院长也可以视情况提交审判委会员决议。
这样一来，法官还是可以推着院长走，自己把握不准的，找庭长、找院长，那院长刚从审批制中跳出来，会不会又陷入审阅制中？如果不能限制法官提交审阅的条件，这种可能性就会存在。而且，这是替法官想的一条办案求助之路，由院庭长们为法官办案提供智力支撑。如果院长对法官办案不放心，怎么办？除了自己办案外，没了案件审批权的院长，就不能过问其他法官所办理的个案吗？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在审批权逐步取消的过程中，院长不能也不应该当“甩手掌柜”，应当履行好领导与监督职责。根据中央政法委今年3月下发的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院长因履行领导、监督职责，可以对正在办理的案件提出指导性意见，但应当依照程序以书面形式提出，口头提出的，由办案人员记录在案。
这就是说，院长基于领导、监督职责可以就个案提出意见，这种指导性意见只供合议庭和承办法官参考，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法官手里。记录在案的好处在于厘清责任，法官没有采纳导致错案的，责任肯定在法官；法官采纳后导致的错案，院长也应视情况承担相应的责任。
院长在什么情况下提出的指导性意见是属于领导、监督职责，这一条是界定院长是否有权过问案件的关键。因而很有必要对此予以明确，不然，法官无所适从，院长也没有权力边界。
就个案提出指导性意见，这是院长的事前监督。案件判决后，就个案质量进行评查，基于信访、申诉等启动案件复查等，这也是院长履行领导、监督职责的重要部分。
取消审批权后，院长应当回归法官身份办大案、难案，也应当履行好领导、监督职责，指导其他法官办好案，这都是院长应该干的事，也是必须干好的事。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