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简称“意见”），旨在健全社会治安防控运行机制，编制社会治安防控网，提升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法治化、社会化、信息化水平，增强社会治安防控能力，遏制暴恐和个人极端犯罪，提升民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发展高速期，也是改革攻坚期和矛盾高发期，并使得不少民众心态变幻，五味杂陈。在3月底参加博鳌论坛之后，美国知名时评家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曾将当今的中国比喻为一架正在起飞的飞机，有人看到的是优雅升空，而有人感受到的却是剧烈颠簸。这个说法，颇得几分辩证法的神韵。飞机起飞时，心里最没底，同样，社会高速发展在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福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使一部分人面临种种不确定，甚至感到不安全。正如同在鳌期间习近平的妙喻，“樱桃好吃树难栽”，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快速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其难度也是可以想象的，任何一个环节不周，都可能导致不应该的损失。而安全与稳定，就是其中一个最为基础的方面，也是政府所应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
安全是人民的心灵期待，也是每个人心中最脆弱的部分。数据和实证研究最能说明问题。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去年底发布的《中国网络社会心态报告（2014）》表明，在“反腐议题最满意、最普遍、最乐观”的同时，不公平感与不安全感成为相对广泛的负面社会情绪，网络用户中，持有不公平感、不安全感的用户分别占比44.7%、41.3%，接近半数。而该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发展社会效能指数”也显示，虽然社会心态整体基本面向好，但公众对社会安全和环境舒适方面的认同感还较低。两个报告，都指向社会正效能中的同一个弱处，那就是安全。
不安全感是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它可能是社会发展的伴生现象，发展不均衡，市场变化快，公共服务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均等化不足，都会导致不安全感产生；相应地，诚信缺失、道德失范、违法犯罪，尤其是影响恶劣的暴恐案件和个人极端犯罪，都严重影响到人们的安全感。而执法司法领域仍然存在的某些执法不公、暴力执法、司法腐败等，则加重了这种不安。当前的不安全感，还有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和网络时代的原因。在风险社会，科技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工业风险、产品风险和交通风险，而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所导致的放大效应，则大大加剧了这些风险所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全感。
“人民的期待即是奋斗目标”，如何既让人民参与发展的过程，享受发展的成果，又能感受到充分的安全，就成为重要课题。“意见”充分回应了人民期待。加强巡逻减少盲区、严防公交暴恐袭击、加强排查偏远农村及城乡结合部、加快城乡视频监控一体化和鼓励见义勇为，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实效为旨归；重点服务行业实名制、网格化管理全覆盖、强调信用建设的公民信息一卡通、社会治安“一票否决”，则是创新机制；而尤具特色的是，将治安防控信息化纳入到智慧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充分运用新一代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和智能传感、遥感、卫星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等新技术的运用。“意见”结合时代特点，尤其是信息新技术发展，重视整体设计、机制创新和科技运用；而对群众力量的重视，以及对治安防控体系中法治思维运用的强调，也为平安中国建设提供了强大保障。
平安建设还是国家富强的坚强基石。近半个世纪的世界发展史表明，成功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只是极少数，而这些国家大多数都治安良好。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一直是我国的传统优势，20世纪50年代我们就有“枫桥经验”；早在1983年，小平同志就指出，小康社会的一个标准就是人们面貌发生变化，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进入21世纪，我们更加重视平安建设，不少地方率先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
近年来，杀人、伤害、抢劫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立案数持续下降，根据2013年的统计，杀人案件每10万人发案数为0.9起，低于公认治安最好的日本和瑞士，侦破率则达到94.5%。而刚刚过去的2015年春节和清明节，也始终保持着平安节庆的传统，而且还有所提升。运送人数高达28.09亿的春运，事故总数和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降22%和26.2%，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下降23.8%，是近年来事故数量最少的一个春节。消防事件及严重伤亡情况，也同样大幅下降。
人们期待，在“意见”发布之后，只要严格执行，继续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点线面结合、网上网下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结合、打防管控结合的立体化治安防控体系，健全立体化的治安防控体系，就一定能通过可靠的平安网提升群众安全感，实现平安中国、幸福中国。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