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有超九成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涉及空气污染治理，至少15个省份签订了治理雾霾的“军令状”；可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显示，全国161个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仅占9.9%,未达标的城市占90.1%。与年初的轰轰烈烈的承诺相比，让群众不满的不仅是难看的成绩单，更是各地政府军令状的不了了之。（3月16日《京华时报》）
喊声震天、效果甚微，政府治理雾霾的“军令状”落空，不了了之，尽管加剧了失信危机，但从另一方面看，政见“跳票”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能让官员明白，包括治理雾霾在内，任何事情都有客观规律，必须按规律办事；在法治社会，任何事情都应当依法办事，基于一刀切行政命令的拍脑袋式的“军令状”，可能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的新常态了。同时，官员也可能认识到，治理雾霾是一项持久战，不是一声“大话好救急”的军令状就可以解决的。
雾霾不是一天造成的，治理雾霾当然也就不会一时变天。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制造雾霾的“发动机”被合法化后，就只能通过修订法律、出台新的法律，来倒逼其熄火、转型。“雾城”是英国伦敦的别名，也因此催生了世界上第一部空气污染防治法案《清洁空气法》，其后严格执法，解决雾霾问题也花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即使我们不制造雾霾的增量，像国外一样严格环境执法，“一年换样、三年变蓝天”的军令状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细细观察，尽管刚刚履新的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也用了“铁腕治污”来形容2015年环保部的工作，但其思路和地方政府的“军令状”却又完全不同。因为他强调的是，2015年将成为环保法落实的关键年，将对违法企业进行严肃查处和对地方政府启动问责，对“未批先建”的项目进行治理，对“红顶中介”进行清理，等等。这些都是法治语境下看得见的路径，而不像之前地方政府的军令状只是喊声震天。
中国有句古话，听其言，观其行。地方政府治理雾霾的“军令状”之所以不了了之，原因就是除了美好想象之外没有具体路径。而在具体作为上，全国政协委员宋丰强说得很真切了，“数据监测失真，烟囱里冒着黑烟，你说当地政府真的不知道？”“环保局执法太弱，除专项行动，平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动真格的，怕影响地方GDP”，“正是这些千丝万缕的利益链，让一些地方治理环境污染时投鼠忌器”，“治理污染，最关键就是冲破利益藩篱”。
我们不以最坏的恶意去揣测地方政府治理雾霾“军令状”的不了了之，而是希望真正从两三年见效的“速胜”幻想中走出来，真正以“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决心，持之以恒的严格执法，来追求环境的改善。实际上，在法治社会，群众需要的根本不是以政府“军令状”为代表的行政命令治污，而是法治治污，不断升级的环境标准，不断便利的环境维权，不打任何折扣的环境执法，真正让环保法成为一道自觉的红线。（郭文婧）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