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第78代嫡孙孔维克接受采访时说：计划生育工作当务之急是调整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结构比控制人口数量更重要。为此，他建议“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以调整人口素质。”（3月11日人民网）
人们对孔维克委员“高学历者可生三胎”言论的“怒点”主要有仨：一是生育权是天赋人权，岂能作为奖励随意奉送？二是生育国策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社会岂能允许“铁帽子王”存在？三是将高学历等同于高素质，咋“文盲”到连一点基本常识都不懂？但舆论一边倒地挞伐，甚至演变成人身的谩骂攻击，多少还是有些出人意料。
我一点都不怀疑孔委员在抛出这个观点时，没有过瞻前顾后的权衡；我更不会怀疑他的认识会肤浅无知到将高学历与高素质划等号的地步。他之所以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惹怒舆论吐口水拍砖，这可能跟我们看问题的角度以及看到了何种程度有关。
一般而言，高学历往往对应着高智商，而智商的遗传特性也是为生物遗传科学所证明了的。这显然是孔委员立论的逻辑基础。虽有以偏概全之嫌，却也并非全是胡说。而他口中的“高素质”，在我理解，其实也并非通常意义上人之为“人”的“高素质”。比如现实中的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是一种素质，但还应有更独特的高素质，比如“高智商”，因为并非人人可以拥有，而显得更难谋求。他之所以要突出“智力素质”，显然看到了这一“高素质”的最大特质：创造力。创造力于个人而言，决定着他能走多远；对一个民族的未来发展，前途命运，更是举足轻重！换个角度看“钱学森之问”，其实也是“创造力”之问，是对高智商这一“高素质”人才稀缺发出的慨叹和呼喊。
现代文明社会需要观点的碰撞。但碰撞的意义不在于辩出观点高下对错，而在其能产生多大推动力，能带来多少积极效果。“高学历生三胎”言论或因赤裸裸的功利刺痛到了公众神经，甚至伤害了部分人的感情，但在一个读书无用论不时沉渣泛起的时下，这个言论，对于唤醒人们对知识文化的渴求，对人才的尊重爱惜，对全民素质的提升等等，却有积极的一面。尤其其中隐含的人才兴国、科教兴邦等理念，也让奖励“高学历”具有了一定的前瞻性。一个政协委员能以这种忧患情怀观照现实，其意义更是弥足珍贵。
至于有人担心会不会一言成谶，这大可不必。一者，这仅仅是一个政协委员的“建议”，连提案都算不上，如何落地成真？二者，即便真如此，博士们怕也不会当福利去争抢。在新的规则和秩序建立之前，强行“引导”注定毫无效果。当然，对于这一言论中存在的认识上的偏差，尤其与主流价值观悖逆的部分，我们必须予以省察与纠正。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