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无力”是对知识下乡的深情呼唤

　　返乡的交通不再那么拥挤，故乡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却有失落；青年打工者的婚姻受到物质的压迫，而知识在乡村显得无力……”春节期间，上海大学博士生的返乡笔记网络疯传，作者王磊光感到不安，他希望人们不要关注他本人，而去关注现实中国。（2月25日《南方都市报》）

　　一个文科博士生的返乡观察，引起一场互联网关于知识无力感的热议。从哲学层面来说，知识无力诚然只是王磊光的一种个体经验感受。比如从其他科学角度而言，新科技产品在乡村的推广等等，均也能算上一种知识有力。但若更深入的理解王磊光的返乡笔记，读懂这位文科博士生面对乡村文化凋敝的一筹莫展，便能真正明白，所谓知识无力，指向的不是“读书无用论”而正是乡村精神建设层面的积弊。

　　每一个游子返乡，大抵都有同样的感慨：路宽了、楼新了，乡村生活越来越好了。但一些社会建设上的失落却也日渐提醒我们乡村的逝去。在现有乡村结构中，如博士生返乡笔记所观察到的一样，大家庭之间的联系，仅仅依靠着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一辈人在维系。再往后数的年轻一辈，还有多少能准确叫出这块土地上有着血脉联系的亲朋名字？隔阂感随代际递增，每一次返乡过年，成了一种简单的物质层面互炫“成功”，类似王磊光一类的进城知识分子的返乡感受，恰透露出乡村在狂飙突进般的前进中，那踉踉跄跄、充满失落的灵魂背影。

　　王磊光博士写出了乡村文化建设层面的失落表现，同时也是再度重申一个重要的社会建设命题：今天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参与乡村进程，反哺乡村的发展，甚至推动于建嵘所说的一种“新的公共生活规则”的落实，为物质乡村填补上精神的空白？从个体角度而言，这考验着知识分子，如何打通知识与乡村的距离，如何更接地气的拥抱乡村。文化建设，乡村不是被动的接收者，它不需要我们来一场居高临下的审视，而需要我们认真聆听倾听它的心声，摸索什么是乡村所最能接受的建设形式，才能把知识所包含的厚重底蕴融入其中。

　　“瓦尔登湖”离开了梭罗，又有几人知它的超然脱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离开了陶渊明，也只是几朵普通的菊花和一座平凡的大山。以此而言，在大时代面前，个体知识分子面对乡村，不必怀揣一种“妄自菲薄”的畏惧情绪，而应多想一想，为什么舶来于英国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在中国的农村——安徽省阜阳市南塘村，能够演变成一种“萝卜白菜规则”，成为农民进行商业谈判会议的有力议事程序？

　　怎样的乡村，实际关乎我们怎样的建设态度。乡村的文化凋敝是人才单向输出的结果。过去，进城知识分子肩负着一种“跳农门”的家庭重任。一跳成功，其中不少人往往对乡村失却建设热心。从这个方面来说，文科博士生的“知识无力”感慨恰是对知识下乡的深情呼唤。它理应唤起更多的进城知识分子发现乡村的美好，尽一份绵薄之力弥补家乡的精神短板；唤起相关文化部门的重视，为知识下乡铺设良好制度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