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达沃斯论坛：变革前夜的焦虑与救赎

　　2015的达沃斯论坛因为中国总理时隔五年之后的再次出现而分外引人注意。国内很多学者也因此做出了非常乐观的解读，甚至有人已经开始将这次论坛演绎成中国对西方世界的一次拯救之旅。

　　应该说，这种说法有一定的事实基础，在欧洲经济萎靡不振、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恐怖主义蔓延、全球动荡加剧的今天，中国的影响力正在得到稳步的上升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这种乐观的看法其实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与全球政治、经济已经高度一体，中国与西方虽然存在着紧张关系，但是也有着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而全球社会、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很多问题也是中国所同样无法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不是站在岸边考虑要不要向其他国家扔救生圈的看客，我们同样站在这条正在进水的船上，只是也许位置稍高一点。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这个世界正在同时陷入困境，改革是不仅是唯一的出路，而且也必须有赖于全球各国的合作，因为危机来源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要改变它绝非一两个国家可以承担。

　　也正因为此，尽管本届达沃斯论坛有280余场研讨会，议题涉及地缘政治危机、气候变化、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新能源格局等多个方面，并将重点关注环境和资源紧缺、就业技能和人力资源、性别平等、长期投资、基础设施和发展、粮食安全和农业、国际贸易和投资、互联网未来、全球犯罪和反腐、社会融合和金融体系前景等十个方面，但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全球新格局”。

　　随着贫富的分化、地区秩序的动荡、安全形势的恶化，全球社会对于西方模式的信念正在动摇，这在2015达沃斯论坛上表现的十分明显，一方面论坛对于继续扩大的贫富差距感到沮丧，一方面论坛也对西方代议制民主与社会现实的脱钩感到担忧。西方社会正在普遍陷入对于政府缺乏变革能力的担忧之中。也正因为此，他们对于能够将稳定与变革结合起来的中国政府，持有了一定的期待。与其说他们是需要中国的援助，倒不如说他们希望能够从李克强总理有关于“新常态”的演讲中获得启发。中国对于西方来说，与富庶的阿拉伯金主不同，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个巨大的市场，它还是一种答案，或者至少说能够为西方找到答案提供某种借鉴。

　　2015年的达沃斯论坛释放出的“寻求新格局”的信号，意味着西方社会正在痛苦地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旧格局”行不通了。长期以来，西方世界通过以军事霸权为支撑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享受着超额的红利。一天只工作4小时的法国人、一天都在磨洋工的意大利人、几乎从不工作的希腊人，他们的舒适生活从哪里来的？他们的舒适生活难得符合市场公平的交换原则？在所谓先进生产力、高新技术带来的红利背后，其实是不公平的全球经济秩序与第三世界的无产阶级化。然而随着殖民体系的进一步解体，金砖国家的崛起，西方经济尤其是欧洲经济的去中心化，这种不公平的高福利体制已经难以维系，但是已经被福利惯坏了的大量寄生阶层又让国家难以真正进行切实的变革。这就是西方的困局，尤其是欧洲的困局。这也是达沃斯论坛对革新充满了期待、焦虑与沮丧的原因。只要欧洲人不肯为福利流汗，他们永远摆脱不了困境。

　　中国经济的实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奥秘，无非就是和平、稳定与勤劳，美国繁荣的秘密也很简单，无非就是军事霸权、金融霸权与低廉的移民，而欧洲这两点都做不到。

　　然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西方的困境同样也构成了对于自己的挑战，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让自身与西方经济的发展状况息息相关。疲软的西方同样让中国的改革面临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西方势力的衰落会让全球秩序萌生出更大的不确定性。一个不公平的秩序也好过没有秩序，在目前并没有势力去填补西方留下的空白的时候，既有秩序的瓦解反而可能滋生更加邪恶的力量。对于中国来说，不公平的全球秩序需要改变，但是全球新格局的建立却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和平稳定的过程。所以，我们会以负责任的姿态去与西方寻求合作，来避免共同的危险，寻找共同的出路。中国的确可能是西方中心论的终结者，但是这种终结是以合作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获得的，在我们目前也在屋檐下避雨的时候，期待屋檐倒塌或是看着屋檐倒塌而幸灾乐祸，也是不明智的。在中国的民间，的确有一些人通常对中国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中的担当颇有看法，但是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领导人并不是单纯的“活雷锋”、“冤大头”，我们不仅是在帮人而且也是在自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