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以来，深圳各基层法院立案大厅出现了不同程度排队现象。不少律师和市民纷纷吐槽，这是因为法院为了结案率年底前一个月不立案所致。记者暗访时，此说法亦得到法院工作人员证实，而法官则透露，具体操作会隐秘一下，但法院公开回应时均表示不存在年底不立案。另据相关人士表示，结案率考核的出发点肯定是司法为民，这项制度本身也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制度的设计没有尊重司法规律。（12月29日《南方都市报》）
年底骤降的立案数量，是否当真是由于法院为维护“结案率”而故意为之？发生在深圳基层法院的这类现象，又是否在更大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凡此种种追问，或许还未有明确的回答。但，基于现有的信息，公众或许已有理由想象，隐匿于其中的种种因果关联。一般意义上，我们倾向于相信，司法审判是超脱而神圣的专业工作。故而，任何试图通过量化考核，来对之予以过度干预的尝试，似乎都有悖于，理想状态下的职能分工。
各种加诸于基层法院的硬性指标，无疑客观存在。但如深圳这般，偏执地用“年度结案率”来评判法院工作，还是有一定的特殊性。事实上，无论最高法的通知要求，亦或其他城市的现实操作，都越来越习惯以“审限内结案率”来考核基层法院。在此语境内，深圳等地法院仍旧自行其是，无疑很值得玩味……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当地超审限案件偏多，故而只能放宽时限，以一个自然年为周期加以统计？
用“年度结案率”取代“审限内结案率”，便意味着将“允许审理期限”，由几个月延长为一年。如此这般，便有更大的运作空间，来直接拉升所谓“结案率”。事实上，此类运作手法毫无新意，几乎发生在所有被量化考核的领域——指标化管理，无可避免地存有此类漏洞，也即“统计数字”被人为操控，从而不再能准确反应真实工作成效。
量化考核，既能促使管理对象积极工作，也给投机取巧留下了“后门”，可谓利弊兼有。然而，具体到法院工作或法官一职，其专业劳动所产生的成果，无疑是难以度量、不可计数的。即便“结案率”等指标，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被考核者的履职效率。但倘若没有健全的程序监督过程，以及对应的伦理、道德制约框架，“结案率”一说又有多少意义呢？
只是，若不用“结案率”等刚性指标来考核法院，我们又该如何确保其负责任地履职呢？于此，可行的路径当然很多，但最基本的思路还在于，强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自律和相互制约，同时赋予司法案件当事人更多的权利与参与机会。在此基础上，法院工作才可能摆脱对行政管理的依赖，转而纳入到一套更为科学的约束体系中去。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