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平沙一百多名老人因不满30多年前的企业改制中，身份从国家干部转换为企业职工，退休后待遇较公务员相差较大，奔走信访十余年。为了引导这群“信访户”走法律途径，当地镇政府去年通过一家镇属国企垫付了26万元诉讼费，帮助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告自己。（12月9日《南方都市报》）
“花钱请拆迁户告自己”的案例，之前已然有所发生，比如几年前，成都成华区政府借10万请被拆迁户状告自己，如今数年过去了，官司还在打。如今类似的一幕再度出现，当信访已然成为一个死结之后，让问题回到法律救济的路径上来，或许是各种选项中的最优选项。虽然其间有“凭什么动用公共资金”这样的程序正义追问，但却是治理思路的重大转变，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首先，替信访积案找到了一条出路。信访化解矛盾的最大短板在于，问题可能绕一圈后又回到原点，其公平公正性无法获得保证，从而导致闹访、缠访和反复上访现象日益严重。信访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靠公正的第三方的介入，而“有理找法院”显然是最佳路径，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这其中的法治，不仅包括政府要做到依法行政，也包括对司法路径的尊重，正如专家所言，政府把矛盾交给法院裁定是明智的选择。
其次，此举具有样本价值，也释放出对法律的尊重。通过花钱请上访户告自己，表现出地方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自信，并对自身行为起着鞭策和促进作用。而每参与一起诉讼，对政府公职人员也能起着普法作用。一旦因此培养成为意识和习惯。那么借钱打官司就可能不止于信访化解，而是所有的行政诉讼。加上有了对“打官司”的后果顾虑，权力的日常行为就会有更多的自我规范。
再次，这样的行为具有借鉴和推广功能。一旦“打官司”作为解决信访问题的优先选项，“信访不信法”的状况才会得到改善，法治建设才不会沦为空话。公众之所以不愿意同政府打官司，除了考虑到行政权对司法公正的干涉，以及司法腐败等多种因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相比于信访的快速方便，诉讼的成本太高而成了障碍。若是政府能针对特例而给予费用补偿，既释放出了对个人权利尊重和化解纠纷的诚意，也能有效激活诉求者对司法方式的认可。把上访户往法院引，不但可以为自身工作减负，从成本居高不下的息访事务中解脱出来，真正集中精力和心思做好基础性工作，又可以以此培育全民的法制意识，从而为法治社会的建设创造条件。可以说，从细节入手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当属于公共责任的应有之义。
当然，花钱告自己不具有普遍推广意义，做好基础工作激活社会对法律的认同，应当是破解“信访不信法”困局的关键。比如出台更多的激励政策，培育民间和社会组织，健立更为完善的司法救济途径，提供更为全面的司法服务，致力于司法公信的建立等等，只有当打官司变得更加容易、简单和方便，司法公正能够实现和得到承认，“有事找法院”才会成为全社会的习惯性选择，法治建设也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