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办错案了”，良知唤醒的背后却是无奈

　　一起案件，市委领导要求无罪也要弄成起诉。8年前检察官从了，当事人被判了缓刑，8年中检察官孟宪君一直被良心折磨着。8年后，他选择了到最高检去自我举报，“我办了错案了。”11月20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了这起8年前的案件，安徽省淮北市退休检察官孟宪君，曾是这起案件一审、二审时的公诉人，正是他的这一举动，推动了该案时隔8年的再审。(新浪新闻，11月23日)

　　“一位退休检察官的自我举报”近日在网上被各大媒体持续报道，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极大关注，人们在为这位有良知的检察官拍手叫好的同时，也在思考一个问题，在主持人与孟宪君的对话中，孟宪君所提到的“领导要求”干预了当年对案件的审理，那么下面问题就来了，领导干预到底对一个案件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

　　在以往的体制机制下，无论是检察院还是法院，在办案过程中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地方政府的影响。在一些重大案件的审理判决过程中，地方政府都会有所介入，在这种力量介入司法过程之后，必然会给审判机关造成巨大的压力。在这种权力的强势介入下，地方的“公检法”系统要想保持独立与公平公正就十分困难，因此而产生的警方“刑讯逼供”“伪造证据”、检察院、法院迫于压力妥协于“权力”，因而颠倒是非黑白，让无辜之人受罚，有罪之人逍遥。

　　在此案中，孟宪君作为公诉人，经过对案件的梳理发现被告人高尚明显无罪，但是依旧迫于“市领导”的压力而不得不妥协，以致被告人高尚蒙冤八年之久。“领导干预”对于审判机关的影响可见一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该案件在审理宣判过程中，无论是检察机关还是法院，都被市领导的“要求”牵着鼻子走，导致权力”一直压压着“法律”，正义得不到伸张。

　　“权力”压“法律”而造成冤案错案不在少数，这种现象的产生，多是因为对领导权力的限制制约不够到位，权利与法律的孰轻孰重分不清所致。对于地方政府，一些领导为了自己的仕途升迁，在面对重大案件或是舆论关注较高的案件之时，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强行介入司法过程，将“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妨碍司法公正，扰乱司法秩序，损害公民合法利益。因权力介入而酿成的冤案错案，不仅仅是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严重破坏，更是对法律威严的严重践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十八届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为了避免类似冤案错案的再次发生，建立健全了一套保障司法公正的制度，对于“领导干预司法公正”这一病态也开出了根治的药方，同时司法与行政的“分手”也标志着我国司法建设的迅速成长，在司法界，真正实现了“将权力关进制度牢笼”的承诺。笔者相信，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类似的冤案错案将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一个“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良好社会生态，从此以后，“领导要求”也将成为我国司法建设过程中的“见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