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社评：“焚书坑儒”是出版管理的夸张帽子

　　近日有人在微博上爆料称，政府主管部门下达内部通知，要求将余英时、九把刀的书全面下架，野夫、茅于轼、张千帆、梁文道、许知远等的书不予出版。这一爆料导致网上形成了一个舆论热点，有人宣称这是新时期的“焚书坑儒”。到12日晚上，媒体无法证实这一消息的真伪，官方也未有人出面回应。

　　不过有不少人倾向于认为“无风不起浪”，比如认为至少上述名单中的部分人个人著作出版形势“不妙”，是很有可能的。

　　这种分析汇集了以下事实：所提著者中有的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但热衷于与中国有关的政治，如公开支持当前香港反对派的“占中”、或者支持“台独”等。有的是大陆学者，但长期反对大陆的主流政治主张和价值观，推动“政治异见”文化。如果官方限制他们的影响力，这样的治理信号中国社会并不陌生。

　　本文无法就上述传闻的真伪给出额外信息，我们只是想分析该传闻与中国政治现实之间的内在逻辑。

　　首先，中国出版界这些年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开放，一些“争议人士”在书籍出版领域所拥有的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他们的空间应当说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敏感部位，需要他们本人认真把控。

　　客观而言，在中国热衷政治除了要有热情外，还需要有驾驭复杂性的智慧和诚意。这在官方层面就如此，对于意识形态工作者也是一样。中国的改革需要新思想、新动力，但中国社会同时对各种颠覆性力量的形成或侵入保持着警惕。任何人如果主观或客观上站到了与国家主流政治路线对抗的位置上，他就不应指望自己的影响力会持续上升，不经历任何波折。

　　如果那些推动“政治异见”文化的人自定义为“改革者”，他们就应为维护社会主流政治共识承担自己的责任，确保自己不成为国家团结的破坏者。这是他们的文化作用能够随着社会改革的激流一同前行的底线。

　　如果他们要打破这一基本社会规则，把坚持宣扬与国家路线对立的政治主张放在一切考虑的首位，那么他们就要准备承受来自主流社会的反弹，而且这种反弹多半是令他们不愉快的。

　　这是一份选择，后果很容易预见。旧时代的“焚书坑儒”在中国已不可能重演，但在这个国家，一些“敏感区域”确实存在。它们是普世化的也好，是“时代局限”也好，但它们是中国的现实，是中国保持国家稳定前进能力的一个环节。进入这些“敏感区域”蹚水，决不能是楞头青，充满脱离实际的幻想。这里需要敏锐、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需要超越自我、洞察整个社会的理解力。

　　其实官方与有政治异见倾向的著者打交道，经验的积累也并非一帆风顺。要求一本书下架而导致该书走红的情况以往多次发生过。在有些时候，限制某本书的发行更多反映的是官方部门的一种态度。

　　不管怎么说，与一个体制格格不入，直至与之对抗，同时又要在该社会里畅行无阻，获得主流斗士的影响力，这在什么社会里都不现实，更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社会也概莫能外。热衷异见政治的著者们无论对此喜不喜欢，都需对这个铁律有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