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强调对个人隐私保护，一面又明确基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例外情形，无疑是一种更为全面平衡、理性周到的信息处置策略，有利于同时充分兼顾个人私权和社会公权，既充分保障个人生活自由和隐私安全，又有效维护公众对于公共利益的知情权、监督权，既打击惩处各种非法的人肉曝光，又能同时不至于误伤能“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网络监督、反腐，最终实现“信息保护与信息公开”的兼得兼善，“该保护的保护，该公开的公开”。
当然，回到具体的社会现实，还应该意识到，要想真正做到这种“信息保护与信息公开”的兼得兼善，仅止于目前的司法解释，事实上还并不够，仍须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界定。这主要表现在，“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的“公共利益”、“必要范围内”的具体内涵、边界，究竟是什么？判断和认定的标准、依据，又是什么？比如，公开一些国家公职人员的家庭财产信息，像“表叔”的手表、“房叔”的房产，是否属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再如，时下网络对于一些官员“开房”信息的人肉曝光，是否在“必要范围内”？
很明显，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明确的细化厘清，不仅一些具体的个人信息究竟是纯粹个人隐私、还是涉及公益的信息，究竟是应当保护还是公开，就会显得难以判断；而且势必还会进一步催生一种双重逆反式的“该公开的没公开，该保护的又得不到保护”的信息保护效果。一方面，一些应该公开、原本属于“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的个人信息，如官员财产信息、“裸官”信息，以“保护个人隐私”为借口，迟迟难以被及时充分公开，无法实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而另一方面，大量不该公开、原本属于纯粹隐私的普通公民个人信息，又可能会被某些人歪曲为“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在此名义之下倒卖牟利。要避免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条文再作细化。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