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一不小心，又引起了一场舆论论战。8月19日，清华大学美学教授肖鹰在中青报发表评论文章《“天才韩寒”是文坛丑闻》，严厉批评了韩寒和他的电影《后会无期》，引发各方激烈讨论。次日，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多家媒体公开批驳肖氏文章，中青报随后又做了回应。
肖鹰“批韩”，是基于对电影《后会无期》的不待见，属文艺批评的范畴。理论上讲，文艺批评对艺术创作是有益的。韩寒还很年轻，而且他做导演，也是大姑娘出嫁——头一遭，听取更多的批评意见没有坏处。不过，肖氏文章“批韩”之后又猛地转向“倒韩”，把批评的矛头从文艺作品，指向了导演本身，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味道，这就有问题了。
公共辩论讲究的是举证据、讲道理、说服人，而非不管不顾地泼脏水、咒骂。肖氏动辄以“觊觎名利”、“与黄帅们的‘狂言妄语一脉相承’”、“肃清流毒”之类的措辞攻击被批评对象，显然情绪化了。这就好比议会政治中，辩论的双方不顾体面，直接冲上去打人、咬人，以不讲道理的方式讲道理，以最严厉的措辞做诛心之论。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肖氏如此，反驳肖氏的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些媒体批评肖氏文章不讲逻辑，说他是在贴大字报，说这个学者继承了“文革遗毒”，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方式的人身攻击吗？还有媒体毫无根据地认定，肖文是命题而作，背后有当局授意，暗含巨大阴谋云云，这难道就没有诛心之论的嫌疑吗？一些挺韩网民在网络空间里把肖氏骂得体无完肤，一副恨不能将其挫骨扬灰的架势，这难道不也是舆论暴力吗？
一场并不复杂的辩论，演变成一场语言文字上的赤身肉搏，暴露出当今时代批评的乏力感。批评的尺度原本是很灵敏的，批评措辞的轻重应该是很谨慎的。但现实的情形是，包括文艺界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对批评的敏感度整体降低了。面红心黑、心理承受能力超强者成了气候。公共舆论陷入审美疲劳，对理性批评、有克制的批评缺乏应有的关注热情。这也正是在时下的公共辩论中，经常有人“放狠话”、“跳起脚骂娘”，动辄“约架”、污人为“五毛”、“汉奸”的现实缘由之一。
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需要冷静的说理和观点的竞合。每欲批评，总是搜刮肝肠里最最恶毒的语言去攻击批评的靶心，和小孩子互相问候对方的姊妹，咒骂对方的祖宗十八代一样幼稚。适当妥协、和而不同、以理服人才是正途。至少在公共辩论中，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拿捏好措辞的尺度，不能指望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凶狠劲弥补批评的乏力感——这样做，只能不断拉低语言本有的分量，令批评陷入词穷的境地。就像唱《青藏高原》一样，一开始就拉到最高音，等到需要高音的时候，就只能无奈地喊破嗓子、唱走调了。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