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中国经济网网友谭浩俊认为，中国的上市公司，无论在上市过程中还是在上市以后的经营活动中，都得到了政府大量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尤其是几大国有银行的上市，更是动用了几千亿纳税人的钱。这样产生的效益，难道也能算高管们的能力吗？这样的上市公司，其高管有资格享受高额薪酬吗？
资料图片：中国平安最高年薪的首席投资执行官陈德贤。（来源：吴军/东方IC）
近日，有媒体对中美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尽管已经不低，但与美国相比仍然差距较大，且美国上市公司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比，也要远大于中国，美国的“贫富差距”更加严重。相关资料显示，美国道琼斯指数成份股上市公司当中，绝大部分主席/首席执行官2013年的收入都超过了1000万美元。其中，雪佛龙、埃克森美孚、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知名公司的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收入都在2000万美元左右。
相反，中国上证50指数成份股上市公司中，2013年每家公司前三名高管报酬总额平均每人为193.45万元，其中最高的是中国平安，前三名高管人均收入是1088.6万元。即便如此，中国平安最高年薪的首席投资官陈德贤税前也就1268.43万元，只有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戴蒙的十分之一。
如果单纯地进行这样的比较，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收入确实很“低”，“低”得应当为他们叫屈、为他们呐喊。但是，如果与国情联系起来，所谓的“低”，就完全是一个“伪命题”了。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垄断行业上市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压力是无法与美国上市公司相比的。而且，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非薪酬性收入、灰色收入等，也是美国上市公司高管无法相比的。
美国的上市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全部来自于市场。但是，中国的上市公司，特别是纳入到上证50指数成份股的上市公司，相当一部分是在政策的袒护下生存和发展的。也就是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需要经历市场的打拼和砺练，有“不劳而获”之嫌。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从来没从事过经济工作和企业工作的官员，也能到企业十分轻松地担任高管。
以银行业为例，从2008年金融危机到现在，短短几年时间，信贷规模和利润就出现了那么大的变化，难道是银行自身能力的体现吗？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吗？别的不说，仅政府投融资平台，就给了银行坐享巨额政绩和利润的空间，再加上开发企业、大型国有企业，银行的经营还有多少含金量可言？
而一旦企业出现还贷风险，银行又能够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逼迫地方政府出手相救，为银行防范风险。这样的经营方式，其高管有什么资格和条件享受高额薪酬？
类似问题，在相当一部分国有上市公司身上同样存在。尤其是垄断企业，就更没有多少市场含金量可言了，就更加不应当与美国上市公司进行薪酬对比了。就算是民营上市公司，很大程度上也难以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上市公司相比。一方面，中国的民营上市公司，相当一部分并没有建立规范的公司制结构和股份制结构，所谓的股份合作，更多只是为了满足上市捞钱的需要，实际上都是大股东说了算，其他股东几乎没有话语权，而且其他股东中亲属、子女等关系户还占了一定比例。正因为如此，薪酬高低根本不是高管价值的体现，而是大股东做出的象征性表示。反观美国的上市公司，相对就要规范得多，其高管薪酬是严格按制度、法律等确定的，也充分展现了高管的价值。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上市公司，无论在上市过程中还是在上市以后的经营活动中，都得到了政府大量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尤其是几大国有银行的上市，更是动用了几千亿纳税人的钱。这样产生的效益，难道也能算高管们的能力吗？这样的上市公司，其高管有资格享受高额薪酬吗？
同时还要看到，中国以两倍于美国的货币资金代价创造相同的社会财富，作为上市公司的高管，难道不应当反思？还有理由与美国上市公司高管在薪酬上攀比吗？
所以，对中美两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差距问题，应当全面地分析和看待，不宜只比较绝对值，却不分析经营难度和生存压力等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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