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其武：立法先行 完善政策性银行的监管标准

　　去年以来，农发行安徽省分行连续发生6起信贷风险事件，涉及6个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91亿元贷款。尽管目前上述贷款已通过清收、代偿、重组等手段处置和化解2.99亿元，形成账面不良0.21亿元，但其负面影响较大。

　　相关实地调研结果表明：风险事件的集中爆发，固然与实体经济下行、民间借贷过于活跃、法治环境不配套等外部因素相关，但根本上还是相关政策性银行的战略定位出现偏差、信贷风险水平与业务发展现状不匹配所致。

　　通过对这起风险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有些政策性银行经营商业化倾向明显，市场化运作质效平衡有待提高。以2013年末数据为例，农发行安徽省分行商业性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的60.44%，已经大大超过政策性业务比重。在商业性业务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与之关联的不良贷款也由上年度0.63亿元上升至3.51亿元，增速高达557%。

　　风险管控能力与业务规模不匹配，银行功能亟待加强。信贷风险事件的接连爆发，集中指向关联复杂、集团化和家族化等具有共同风险特征的客户群，暴露该行风险管控机制的缺失；而过于追捧龙头企业，过度依赖第二还款来源，忽视信贷需求测算及关联关系调查，普遍存在过度或不适当授信；贷款资金监控不到位，未及时发现部分客户经营偏离主业、贷款被挪用至小贷公司等高风险领域等，均暴露出信贷基础工作的薄弱。

　　风险缓释手段有限，行政性运作商业化业务痕迹明显。首先，地方政府兜底非政策性业务的损失，本身具有偶然性，不可复制；其次，由担保、互保企业代偿的真实性有待考量。最后，通过债务重组，由新客体承接原有债务的方式不能作为风险化解成功的标准。

　　绩效考评体系不够科学，存在混合经营的道德风险。目前，不仅该行尚未建立对政策性目标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监管部门也没有设计出适合政策性银行的监管评价体系。政策性业务作出的政策性贡献、业绩不能相应得到体现，泛商业银行化的监管标准与政策性银行运行规律不相匹配。

　　由此，进一步优化政策性银行的相关监管措施显得至关重要：

　　首先，立法先行，保障政策性银行的战略定位。当前，我国政策性银行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制定专门的政策性银行法规，确保政策性银行根据法定职能定位开展业务，始终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慎重发展自营业务的原则，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市场规律办事。

　　其次，引入并推行市场化运作，完善政策性银行的银行功能。风险事件表明，市场作为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规律不仅普遍适用于政策性银行和一般商业性银行，同样适用于政策性银行办理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因此，这两类性质的业务都应按照市场化、商业化的原则核算成本收益和加强风险控制。

　　最后，需要探索标准化的业务流程设计，推行差别化监管。一是按照“分类管理、分账核算”的原则区分“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并设置隔离机制。二是探索实行政策性业务的事业部制管理，设计标准化流程及考评体系。三是对“政策性业务”和“自营性业务”绩效进行多维监管指标评价与考核，逐步建立既符合银行运行一般规律，又体现政策性银行特点的监管标准，从而在组织管理体制、实际业务流程、经营管理力量配备方面形成差别化的约束和激励。

　　（原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系安徽银监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