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体报道，襄阳市襄城区的各个村(居)委会挂着各类牌匾。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襄阳市委从实际需要出发，清理过多、过滥的匾牌。清理后，辖区内的隆中街道办事处花木店村村委会的牌匾由126块，变为了27块；千山社区居委会也由原有的163块，变为31块。（5月25日人民网）
确实，在基层，群众办事都会遇到这么一种情况，一到村委会，纷繁复杂的各类牌匾让人有点“傻傻分不清楚”，哪个办公室负责哪个事务并不明确，甚至各个办公室之间工作相互重叠，这些“添乱”的牌匾都给个别同志遇事打太极、推诿提供了“条件”，想来也是，原本只需要“31块”牌匾就能说清楚，为何需要“163块”呢？浪费了钱财不说，更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实乃典型的形式主义。
要知道，从法律意义上讲，居民委员会，指的是一个居民自治的组织，是一个法律框架下的市民社会群体，也就是说，居委会的职能并非“163块”牌匾能够囊括，当然，也许这“163块”牌匾所涉及的工作范围也并非是居委会的“分内之事”，如此的话，这“163块”牌匾又从何处来呢？
其实，早在1982年我国《宪法》就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任务是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可在经济社会长期的发展中，由于权力、责任、利益的“剪不断，理还乱”，村委会的服务慢慢的“异了位”，现实中，通过包揽大小事务，掌握某些尤其是关键性事务的审批权力，村委会便可以从中谋得利益，举个小例子，“163块”牌匾花费3万多元，钱从何处来？当然还是群众埋单了，3万块说不定也是“利益同盟”下的冰山一角而已。简言之，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居委会的各种牌匾，实际上就是权力、利益作用下异生的“怪胎”罢了。
犹记得李克强总理在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新一届政府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从这个角度上讲，清理这“163块”牌匾无疑开了个好头，更让人们看见了简政放权的美好曙光，当然，至于成效几何，力度怎样，公众就拭目以待了。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