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官员自费去歌舞厅也是路径依赖

　　广州市纪委出台的《广州市领导干部加强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十个严禁”》对官员的日常交往、八小时内外行为，公务车使用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细致的规范。该市纪委称，“不准用公款、私款或者接受邀请出入私人会所和歌舞厅、夜总会等消费娱乐场所进行各种形式的消费活动”。（5月7日《南方都市报》）

　　宽泛的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十个严禁”显然无以做到面面俱到。较之于已有的各种规章制度而言，“禁令补强”也不过是老调重提，除了强调之效外了无新意。更何况现实中并不缺乏禁令，而缺执行的保障。问题在于，既有禁令落实还存在效力性的拷问，禁自费去歌舞厅涉及私权自由，未免有些矫枉过正。

　　若对禁官员自费去歌舞厅叫好，只能说一方面是较强的仇官情绪，另一方面则少了一些权利意识。权力者也是权利者，八小时之外若非作奸犯科，到什么地方去消费属于其正当权利，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仅仅因其公职人员身份，而失去到歌舞厅去消费的权利，则是对私权的粗暴干涉。同样也不符合现代政治伦理的规范，几年前，美国科罗拉多州联邦高地市55岁的市长，为了贴补家用，利用业余时间给脱衣舞俱乐部当兼职门房，结果其没有受到处罚而获得了道义上的放行。

　　道理很简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对于个人权利的保护不会因为身份而改变。歌舞厅作为娱乐场所，本身并没有低俗肮脏的标签，更不是藏污纳诟的代名词，同样可以很纯洁很高雅。就如同那些年娱乐方式贫乏的年代，到歌舞厅去跳跳舞、唱唱歌，几乎可以算“接地气”的行为，并为全社会共同喜欢的方式。然而何以到了时下，却成为“官员的禁区”？

　　诸多事实证明，场地从来都不是导致腐败的诱因，即便看起来高雅的方式同样很容易被利用。在倪发科案件中，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玉器和书画，同样，在“河北第一秘”河北省国税局原局长李真、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著名“裸官”福建省工商局原局长周金伙、辽宁省原副省长慕绥新等大要案中，均存在“雅贿”。假若因为官员容易在歌舞厅搞利益交换，就禁止其进入消费，这跟菜刀实名、口罩实名的治理方式一样，都是无效的工具依赖，无以摆脱舍本逐末的窠臼。

　　禁令层层加码，然作风建设和廉洁自律状况却差强人意，究其原因，还在于现有制度未能得到落实，“禁令依赖”则会突破底线，看似强大实则无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治理四风的巨大热情之下，越线式的禁令加码有扩大之势，如贵州雷山县纪委办近日发出《关于禁止国家机关公职人员参与打麻将等娱乐活动的通知》规定：严禁领导干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参与打麻将等娱乐活动。麻将之风泛滥就禁麻，舞厅交易频繁就禁入，那么吃喝之风泛滥岂不应禁食，公车私用严重岂不要禁坐？

　　管理方式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并因为惯性的力量而欲罢不能。“禁令式”权力约束和作风整治并不鲜见，如何摆脱“重禁而轻行”的路径依赖，需要治理思路的转变。禁官员自费去歌舞厅的矫枉过正，是路径依赖的极致。认识到其危害性，从落实既有规定上下功夫，才能最终摆脱路径依赖陷阱，并避免权力之治成为权利之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