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来自全国的240余名失独父母代表进京，向国家卫计委表达“给予独生子女死亡家庭国家行政补偿”的诉求。之后，卫计委答复称“没有法律依据”。那么，从法律层面看，计生政策与失独家庭之间究竟什么关系？（5月7日《新京报》）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杨建顺在接受新京报访谈时表示：“虽然国家没有侵害，但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结果，那国家就要承担责任，这就是行政法上的‘结果责任’的原则，与公民权利的行使无关，只要有结果，国家就要承担责任。”这段话被媒体归纳为“国家需要对‘失独家庭’承担责任”。
在这次“访谈”中，杨教授虽然表述了“国家需要对‘失独家庭’承担责任”的个人见解，但却用更多的“理由”为政府的担当圆说。杨教授的“计生政策与失独并无必然联系，是一种偶然结果”，就是一种立场宣示。因为，“国家需要对‘失独家庭’承担责任”，至少对作出失独补偿“没有法律依据”答复的卫计委来说，犹如当头一棒，所以，他可能想用“计生政策与失独并无必然联系”，为计生政策卸责。
其实，这样的“转舵”是多余的。对于“失独补偿”，杨教授已经给出了法律释义——“行政补偿是指合法行为导致的损害”，那么，即使实行“失独补偿”，也无损于计生政策的合法性。然而，在强调“为谁说话”的现实语境下，杨教授可能已经意识到为弱势群体主张的压力，因此，他把“计生政策与失独并无必然联系”，当做“把一碗水端平”的唯一契机，以至于在对这种说辞的解释中，更加自相矛盾。
4月27日《新京报》题为《卫计委回应“失独补偿”》的报道中，已经提到杨教授关于“计生政策与失独并无必然联系”的说法，我在当时的评论中，对杨教授这句话作了反驳，指出“没有人认为‘计生’政策增加了独生子女家庭孩子的死亡率”。现在看来，竟然被我言中。杨教授对此的解释是“计生政策和孩子去世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上的混乱，说明了杨教授在为权力“维权”时的强词夺理，不惜偷换计生政策与失独因果关系的概念。
奇怪的是，杨教授接着又指出：“父母不幸失去一个孩子，如果还有其他孩子，痛苦可能会弱一些，如果是独生孩子，痛苦会更强烈，因为没有‘替补’，‘没有替补’是政策导致的结果”，这句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计生政策导致“没有替补”，“没有替补”造成失独家庭，一下子否定了“计生政策与失独并无必然联系”的说法。可能杨教授又觉得什么不妥了，紧接着补了一句“而‘失独’（孩子死亡本身）和政策无关，二者要区分开”。看看，杨教授是多么的小心翼翼、诚惶诚恐。
无须赘述，杨教授在此次“访谈”中的自相矛盾和逻辑混乱，足以让人不知所云。由此可见，即使拥有话语权的专家教授基于良心和道德底线，难得为弱势群体代言时，也顾虑重重，压力山大。哪怕是从学术的角度，发表对政府行为的看法，都不会忘了对权力的讨好和偏护。而这种畏权和“维权”意识，却普遍存在于本该畏民的公共服务阶层。杨教授在提出“国家需要对‘失独家庭’承担责任”时的语无伦次，充分显现出“为民请命”之艰难。而在这种现实语境下，也形成了他们在为既得利益团体代言时的大言不惭。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