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大、空”始于1958年大跃进时期，到了“文革”年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时至今日，“高、大、空”已渗透到官场、职场、学界、新闻界等各个领域，成为中国流行的一种文化病态！
官员的讲话，即使是一般性的事，也要追求“理论高度”，“战略高度”，把调子唱得高高的，有“高”屋建瓴、居“高”临下的气势；提目标，总是宁高毋低，热衷于“高要求”、“高指标”、“高水准”；在办事规模速度上，喜好于“大手笔”、“大项目”、“大气魄”、“大干快上”！为了实现这“高”与“大”，就尽说“空话”、“大话”用来“鼓舞斗志”、“振奋人心”。其结果，就往往使许多事空转、落空，甚至造成后遗症和人为灾难。
“高、大、空”的时弊，通过媒体而广泛流行。报刊上连篇累牍的道德文章、理论雄文，电视里层出不穷的英模事迹、“最美人物”，都可以见到“拔高”、“吹大”、“空论”的踪影。
这“高、大、空”的流弊，还“流”到了校园里。就以《小学生守则》来说，英美等许多国家条文内容比较浅显实在，明了易懂，诸如“不迟到，进校后不随便外出”；“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称呼老师职位或尊姓”；“按时或稍提前到课堂”；“提问时举手”，等等。我国的条文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遵守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遵守校规校纪，遵守社会公德”；“热爱科学，努力学习，勤思好问，乐于探究，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有益的活动”，等等，内容显得庄严神圣，博大广远，可惜孩子们似在云雾之中，不知从何处入手做起。
在今年2月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学习会上，习近平谈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指出：“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笔者试以解读：这“落细”，就是要细化、细致，注重细节，不可粗糙粗放，大而化之；“落小”，就是要从小处着手，从身边一件件小事上抓起，不可“善小而不为”，不可好高骛远唱高调；“落实”，就是做事要务实扎实，踏足留痕，落到实处，不可说过了事放空炮。这“三落”，我看就是医治“高、大、空”这个时弊顽疾的一剂良方。
“高、大、空”的流弊，不只是反映在对未成年人教育上，也反映在干部教育上。今天，对广大干部来说，我看只要能做到“为民、务实、清廉”这六字“基本官德”就很不错了。如果在此基础上又能做到“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当然更好。然而，现实情况是，真正要做到事事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也很不容易。能做到奉公守法，不以权谋私，不借公济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为民办实事，就应当算是合格的官员了。
对广大民众来说，现在不是要求他们人人成为“尧舜”，而主要是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人格品行，还迫切需要增强社会公德意识，解决遵守“基本文明道德”的问题。诸如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杂物，不讲粗话脏话，不任意穿马路，公共场所不高声喧哗，如厕后要冲水，办事要依次排队，等等。这些本当在幼儿园、小学阶段就该解决的问题，现在许多成年人急需补上这一课。
在文明道德前面加上“基本”二字，体现了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体现了实事求是，体现了“落细、落小、落实”的务实精神。“六亿神洲尽舜尧”，此乃是诗人的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主义愿景，这无可厚非，“人皆可以为尧舜”嘛！但这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有可能成为“尧舜”，而决不是说人人都一定能成为“尧舜”。回到现实生活中一观察，总是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可以成为“尧舜”，而且我们也大可不必以“尧舜”的高品格去要求每一个子民。当然，我们必须而且应该引导人们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和一个奉公守法的现代政府官员。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