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数日，《武汉晚报》报道了历史学家章开沅请辞资深教授一事。章老先生前三次的请辞，都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但这次，学校同意了他的要求。这位88岁的历史学家袒露初衷说： “我带头自我革命，希望对打破学术头衔终身制有所推动。”
学术造诣是一生的积淀，但学术头衔到头来可能成为负累。当年季羡林先生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称谓之时，就坦言“三项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而相比之下，北京林业大学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想退休却碰了个软钉子。“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如此高龄却不能平静愉快地度过晚年，还要四处奔波撑台面，想想也是一种残忍。
说来说去，问题还是在“头衔”不只是荣誉而已，也是权力和利益的准入资格。不然两院院士的名号，就不会被原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花巨款贿选也想要争到手了。学而优则仕，或者仕而优则学，其实两条路最后的目的都是一样，即为了在复杂的利益关系网络中掌握到更多的资源。
章教授是纯粹的学问人，他的行为值得我们尊敬。但在限定的格局中，可能只会有人的退出与递补，难有位置及权力的真正变动。大家希望“荣誉”不和利益挂钩，是虚衔；可反过来，没有实际得益的虚衔是不可能长久作为一项“荣誉”的。
最明显的现实是，谈到章教授的头衔时，要这么写：“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享受两院院士同等待遇，包括高额津贴，在医疗保健、乘车、坐飞机方面享受副部级待遇，还配有专车和大宅……”因为光说“资深”不好懂，深到什么程度呢？和“副部级待遇”等同就懂了。当官本位思想太深，成了衡量一切荣誉的准绳，学界又如何独善其身？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