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南苏丹拥有重大的经济利益，诸多分布在南苏丹北部的工程单位、投资公司都受到南苏丹战乱的影响。尽快实现停火是国际斡旋努力的最大目标，而在所有的斡旋中，中国在南苏丹的斡旋最引人瞩目。这一方面来自中国在南苏丹的巨大利益，另一方面来自中国是否摒弃“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此外，国际社会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在国际社会尤其在非洲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不过调停南苏丹乱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差事。南苏丹内战的原因看似是南苏丹政府高层之间政治权力分配不均所导致的基于族群冲突的内战，但是实际上，从更深层次来看，南苏丹反应了国家政府力量的衰微与南苏丹建国之后事实上存在的内部分裂。介入南苏丹的局势，不仅仅需要厘清苏丹国内的大致情况，还需要关注地区其他国家如乌干达、埃塞俄比亚、北苏丹等在局势中的重要作用。
南苏丹内战的直接导火索是总统基尔“开除”了包括副总统马沙尔在内的多名政府高官和执政的“南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内部的多名高级领导人，导致了马沙尔的“出逃”并召集忠于自己的武装部队同政府军开战。
其实在南苏丹2011年“独立”以来，总统基尔的地位在南苏丹政府内部一直遭到较大的压力。由于南苏丹的建立同持续反抗苏丹数十年的“南苏丹人民解放运动”（ SPLM，以下简称“南人运”）关系密切，因此南苏丹建立之后，中央政权很大程度上都由“南人运”的高级领导人所包揽。在这个群体当中，“南人运”主席基尔的诸多措施受到了掣肘。基尔同其他领导人，就国内发展的优先方向，同苏丹关系，权力分配等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不少矛盾。
近期的高层分裂源自基尔建立“总统卫队”的举措，基尔希望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指挥和控制的“总统卫队”，但是不少高层都认为此举不妥，毕竟筹建中的“总统卫队”不隶属于军队或者国家体系，可能对南苏丹国内的政治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不少高层本来就对基尔“专权”振振有词，此事一出更是群起攻之。
基尔先是清除了“总统卫队”中的努尔族士兵（基尔自己出身丁卡族），随后面对党内喋喋不休的批评之声，基尔一怒之下，将党内二号人物、副总统马沙尔、党内秘书长阿鲁姆（Pagan Anum）以及“南人运”前领导人加朗遗孀、党内高层瑞贝卡解职。“下岗”之后的马沙尔等人深知首都朱巴不宜久留，于是出走向北，召集旧部，内战随即爆发。
当下南苏丹国内确实是以族群分界来划分彼此的政治阵营，北部的努尔人在反政府武装周期团结，而丁卡人则大致支持政府军。不过在各个不同阵营的内部，分裂十分严重。在历史上南苏丹境内的反抗苏丹统治的武装，都是以各个部族为基础组建的，由于存在着“北苏丹”这样一个共同的敌人，因此各个族群都放弃彼此成见，一致对外。在南苏丹独立之后，国内的军队也建立在部族基础上。不过，这造成了南苏丹国内军事体系缺乏统一的号令，更导致了中央政令在地方无法有效贯彻执行。
当下，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在积极的介入南苏丹局势当中，其中仍旧以地区国家尤其是东非国家为主。不过这种地区国家的介入却分为了两种类型，一是通过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伊加特）作为中间人，组织南苏丹国内两派进行“间接谈判”，就谈判日程、内容和步骤进行频繁磋商。这种磋商在当下来看，显然需要时日，毕竟谈判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拉拢南苏丹总统基尔和副总统马沙尔“泯恩仇”，而在当下，两人彼此都将对方形容为“公敌”，在这种政治语境之下，真正的完全“调解”需要时日。
另一种类型是以乌干达为代表的“干预”机制。乌干达已经表态将派军进入南苏丹“平叛”，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报道证明乌干达已经排除部队进入了南苏丹。乌干达之所以如此积极，首先是因为南苏丹国内局势造成大量难民涌入乌干达，乌干达首当其冲受到影响；其次是乌干达一直以来都将南苏丹视为自己的“保护国”，无论是支持南苏丹加入“东非联盟”，还是帮助南苏丹进行重建，乌干达一直十分积极；与此同时，乌干达一直试图同苏丹争夺对南苏丹的影响力，毕竟在南苏丹国内，不少人认为应当保持同北苏丹的某种“联盟”关系，而这是乌干达无法接受的。因此乱局当中，乌干达先下手为强，大兵压境显示自己的影响力。
两种不同的介入机制，事实上缺乏统一的协调。以埃塞俄比亚为代表的“谈判”机制和以乌干达为代表的“干预”机制，代表了在东非国家之间对于东非地区影响力的某种争夺。埃塞俄比亚仍然稳扎稳打，发挥自己传统的“外交优势”，而乌干达依仗自己的军事力量，希望以此保证自己的地区利益。
在国内政治、族群依旧裂痕严重、战场态势胶着不清，地区国家动作不一，缺乏协调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贸然介入南苏丹调和，很可能会在这次海外协调的“处女秀”中碰的一鼻子灰。所以在南苏丹乱局的调停上，中国不仅仅需要介入的勇气，更需要耐心、细致的工作。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