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中国经济网网友朱四倍认为，劝服百姓是一门技术活。有关民生的统计数据，要有民生情怀。当下，每个人都能体察到物价上涨给民生带来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焦虑情绪。这种焦虑并不仅仅属于某个个体，而是像传染病一样在公众中广泛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单一地强调“居民收入34年增71倍”，哪怕是真实的数据，也难以说服公众。
图片来源：吕建设／东方IC
近日，一些媒体以“城镇居民收入34年增长71倍”为标题，报道1978-2012年的34年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元增长到24565元，增长了71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长到7917元，增长了58倍。
“居民收入34年增71倍”不但引起了关注，也产生了争议。对此，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高级统计师冯怡琳给出了科学的分析：实际上，71倍和58倍指的是城乡居民收入的名义增长倍数。物价水平上涨使老百姓的实际购买力并没有增长这么多。
这表明，民众对“居民收入34年增71倍”有误读之处，但也给统计工作提出了挑战：如何让老百姓明白？如何让统计更贴近百姓？
统计的合法性来自于真实，更来自于公众的认同。无论是对“居民收入34年增71倍”的解释，还是“反映居民收入实际增长情况要扣除价格上涨影响”常识的普及，在笔者看来，都有一个指向：让公众信服统计的结果，而不是对结果说三道四，乃至发展到降低政府公信力的旋涡中。
劝服百姓是一门技术活。有关民生的统计数据，要有民生情怀。当下，每个人都能体察到物价上涨给民生带来的压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焦虑情绪。这种焦虑并不仅仅属于某个个体，而是像传染病一样在公众中广泛传播。在这样的背景下，单一地强调“居民收入34年增71倍”，哪怕是真实的数据，也难以说服公众。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这些我们熟悉的先贤话语中折射的民本思想同样值得统计部门学习和借鉴。衣食住行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民生状况能否得到改善，也是衡量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居民收入34年增71倍”之所以引起关注，不仅在于这是对老百姓生活的直接考量，更是一种关乎民生的舆情。
也就是说，“居民收入34年增71倍”背后的民情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在衡量整体福利状况时，“帕累托原则”告诉我们，当群体中一个或更多成员的处境被改善而没有一个成员的处境被恶化时，社会福利就增进了。也就是说，社会福利是由社会中处境最差的人决定的，只有当社会中最差的人的处境得到改善时，社会总福利才实际上增长了。
显然，相同的财富对不同阶层或人群的福利效用是不同的。如10元对百万富翁微不足道，但对一个失业者来说则可能是重要的，因而这10元给后者带来的福利要比前者的福利大得多，这也是要特别重视弱势群体民生压力的原因所在。在“居民收入34年增71倍”的统计面前，弱势群体不但“被平均”，而且似乎被熟视无睹了。
统计应有生命的体温和民生的情怀，任何背离民心和民情的统计数据，即使是无懈可击，恐怕也无法说服公众。事实上，连说服统计者本人，也是困难的吧？（中国经济网网友 朱四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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