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俄罗斯联邦总理梅德韦杰夫在访华时到合肥参观包公祠,他看到祠内西侧陈列的所谓龙、虎、狗三口“级别铡刀”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三口铡刀所斩的人(身份)不同,但效果是一样的。”
俗话说:听话听声,锣鼓听音。包公祠的管理者听了俄总理的话可能认为这是赞扬,并向媒体传播,一些报刊也从大肆炒作这句话;可我听着这话总觉得另有深意,其话外音恐怕是既然不论什么级别的铡刀斩杀人的效果一样,又何必在执行杀人的方式上分出级别来?
包公本名拯,是宋代一位比较清廉的大官(曾先后任开封府尹、御史中丞、三司使、枢密副使等),《宋史》有传,他确曾在任上办过一些案子,也弹劾过宰相等大员,生平除公务外不与同僚拉扯交往,生活节俭。但是,说他办案处决犯人时用雕刻有龙头、虎头、狗头三种级别铡刀分别铡死王公贵族、大小官吏、平民百姓三类犯人,却于史无据。这龙、虎、狗三种铡刀,本是旧社会艺人们在出演包公戏时,为了使戏更好看而设置的道具而已,现在包公祠的管理者们煞有介事地拿来陈列在纪念包拯的祠内,好像历史上的包拯真的创制了这种处决犯人的刑具似的,这是很可笑的。
撇开舞台上的艺术效果因素而言,其实这三口铡刀的“创造”并非是褒扬包拯,而是在亵渎包拯,因为它硬是让包拯把社会群体分为三等,王公贵族当然是“龙种”、“龙族”,连犯了罪处死也要“享用”龙头铡刀;各级文武官员是贵人,是仅次于龙种的“虎族”,于是便有权“享用”虎头铡刀;老百姓犯了罪,便是“狗族”、“狗群”,以狗头铡处斩。这种刑具上的分级,活画出当时社会的森严级别。当然我在这里也无意批评旧时的艺人,他们头脑中把百姓看作是“狗族群”,正是社会等级森严现实的反映,另外则如我前面所说,这道具有利于加强艺术效果。
但这三种铡刀堂而皇之放进包公祠,其味道就完全变了,一是鱼目混珠,将其当成了历史,向游人进行了歪曲传播;二是在宣传真实包拯铁面无私的同时,却不适当地以森严级别观念诬抑了包拯对普通老百姓有社会族群歧视:王公贵族及官员犯了弥天大罪仍是龙、虎,老百姓则应归于狗族一群。现在都已是21世纪了,公民族群一律平等,已成为普遍的价值共识,平等观还写进了我国的《宪法》中,包公祠作为一个严肃的文博场馆,还在用子虚乌有的三口铡刀宣扬社会族群的不平等,这不是在借艺术贬抑包拯吗?
由于中国戏曲诞生于封建时代,艺术印痕布满封建伦理道德、封建观念在所难免,所以,戏曲舞台上的一些正面思想、理念,常常与今天的社会价值观、社会道德观及社会法制观相背,这在包公戏中亦有所反映,如《秦香莲》中包公办案,判高官死刑可以不经朝廷审核便独断专行地执行;又如《铡判官》等戏中表现出的刑讯逼供等做法,舞台上演来观众解气,但与今天的法制理念是大相径庭的。所以,对旧时创作的戏曲舞台剧目(即传统戏),即使是经典,也要进行分析,我主张最好是剔除其与当代思想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东西,予以改革、推陈、出新,这项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就提出并也做了(即“戏改”),还禁了一些不适合再演的戏,但近20年随着不断的所谓“批左”,把当年“戏改”中好的部分也否定了,戏曲舞台上一些“问题剧目”不时地被当作“传统经典”原封不同地演出,实际上是在传播否定平等、民主、法制的封建理念,这说明,在人们的观念中,反封建、去掉封建意识实在仍任重道远。
希望包公祠的管理者和参观者能从梅德韦杰夫总理的话中感悟出点味道来,不要以为他只是随口的一句戏言。
(责任编辑:李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