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30日，太原晋源区古寨村发生违法强拆事件，村民孟福贵被强拆者棒击致死。事发后，太原市中院对17人作出一审判决。今年9月，此案依山西省高院裁定重审。庭审时，死者家属孟建伟发现两份由晋源区政府发给两级法院、请求“慎重量刑”的公函。（10月22日《新京报》）
晋源这起暴力强拆案，最初曝光，跟孟建伟的“奔丧日记”有关：在“复旦大学博士生”的标签烘托下，他的惨案还原与血泪控诉，迅速引发轩然大波，“惊动”了市领导。而后，当地迅即启动了案情调查、循迹溯责等程序。
随着一审判决的出台，人们都以为，此案已告一段落。谁料到，“剧情”竟迎来“第二季”：此案被裁定重审，且重审开庭时间被推迟。
在两份函件中，都提到疑犯家属多次上访、希望减轻量刑，还称为维护社会稳定，经区委区政府研究，特恳请法院“依法对其诉求予以考量”。
表面上看，公函中“依法考量”“慎重量刑”等表述，还挺克制，可虑及潜在语境，其倾向性颇为明显：强拆打人致死，基于其恶劣程度与恶性影响，依“罪刑法定”原则，本就该重典严惩。而今，涉事区政府请求“考虑疑犯方的减刑诉求”，只替单方说话，却未虑及受害方利益，求情意图不言自明。
更何况，政府逾越正当程序，给法院发函，涉嫌以行政干预司法。以函告方式介入案件审判，是对司法独立的侵扰：政府与司法部门本该是平行制衡、两不相扰的关系，而非“一家亲”。在具体案件上，政府应有“避嫌意识”，若认为审判不公，可提供证据供法院裁决，而不是悄悄发函，直接干扰审判结果。
对法院而言，也应有起码的抗干扰能力。若司法判决，动辄被“维稳”等名头阻挠，被行政权力驯服，那司法与行政的博弈关系、平衡格局，也势必被打破。
政府为疑犯“发函求情”，因其程序失当，必然引发诸多联想：究竟是为维稳，还是有利益勾连，不好说。结合时过近三年，“谁是幕后主谋”仍悬而未决的情况，公众只能不惮以“最坏恶意去揣测”。
以发函手段干预司法的案例，这非首起。它抖露的，仍是司法与行政二元关系的失衡，本是“魏蜀吴”却变成“刘关张”。改变这局面，有赖于制度框架的完善，也要靠个案防范与细节规避：比如在此案中，对政府发函的举动，有必要清查责任，并予以纠偏。
政府“发函求情”，是角色越位。而要实现个案正义，亟须政府、法院各方遵循规则、恪守本分，避免在你侬我侬，暧昧不清中，忘了边界。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