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因素”至少包括了社会资本、企业家精神和决策包容性三方面内容，解决的是如何更好“释放人”的问题
贴满各式创意照片的涂鸦墙前，不时有工人三三两两走过，与迎面走来的“卞哥”亲切地打着招呼。英特尔成都工厂内再平常不过的一景，却映射出全世界最大微处理器制造商的创新动能。正如“卞哥”——英特尔成都有限公司总经理卞成刚所言，“如果说创新是英特尔的基因，平等就是英特尔的血液。”强调互动与激发的人文关怀，构建起英特尔创新体系的“软因素”。
我国已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十八大报告更明确指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当前正全面铺开的各项建设任务瞄准了基础研究、企业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等“硬条件”，被量化执行相对容易，也确是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然而，当高校内仍流行“40位教授争一个处长”，“学术依附于权力”的潜规则势必阻碍创新的火花。因此，革除制度与文化上的弊病，同样是创新体系建设的要义。
那么，影响创新体系运行的“软因素”包括哪些内容？怎样建设呢？
理论上讲，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系统，“软因素”至少包括了社会资本、企业家精神和决策包容性三方面内容。社会资本表现为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缩短知识扩散、整合的时间。企业家精神被“创新经济学之父”熊彼特描述为“创造性破坏”的力量，它与“求稳”的社会心态相对立，指引人们追求变化、大胆尝试、宽容失败，引导人力资本向生产性领域配置，激励“乔布斯”们大量涌现。决策包容性则是指组织内部对于不同意见的接受程度，决策包容性弱时，等级制度具有较大约束力，面对“权威”人们谨言慎行，新思想难以产生和传播；而较强的决策包容性有助于个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人们在商议、妥协中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软因素”属于无形资产，但对创新体系运行的影响却实实在在。拥有麻省理工学院等高校资源、一度领航美国电脑科技产业的东海岸“128公路地区”，之所以最终被硅谷赶超，有人分析主要原因在于员工间等级结构森严，技术交流缺乏自由讨论的氛围，导致新思想、新理念难以付诸实践。反观孕育了“华为”、“中兴”等“中国创造”领军企业的我国深圳地区，其作为移民城市独有的创业、冒险、包容的文化根基，有力撑起这一区域创新体系。比亚迪创始人王传福曾表示，深圳带给比亚迪最大的帮助，还是“创新的土壤、创新的氛围和精神”。
夯实“硬条件”的同时，积极培育“软因素”改革，有利于促进我国创新体系的协调发展。例如，为丰富社会资本，可考虑让社会组织在服务企业上发挥更大作用，把产学研合作更多留给社会去解决。为弘扬企业家精神，应下大力气改革现有人事管理制度，甚至不妨考虑逐步建立“去单位化”的统一社会保障体系，使人力资本在市场机制引导下向生产性领域配置。为提高科技决策的包容性，应充分发挥专家咨询作用，推动科技决策向科学化、民主化方向发展，逐步让“能力本位文化”代替“官本位文化”，突破“学术依附于权力”的制度障碍。
小平同志曾指出，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软因素”说到底，解决的还是如何更好“释放人”的问题。在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上，让我们沿着阳光照亮的方向走下去吧。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