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让真正需要治病的得到应有的诊治，而且要尽量避免“张三生病、李四吃药”的情况。有病不治不行，没病乱吃药也不行，讳疾忌医更不行
社会如人一样，患病之初，是治疗容易诊断难，而病情危重，是诊断容易治疗难。我们千万不能等到“诊断容易治疗难”的时候，再着手解决问题
找准问题关键之处，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或者通俗些说，要想“治治病”，首先要搞清楚得了什么“病”，其“病症”是什么，“病源”何在。
这些年来，我们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由于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组织和党员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党风与政风也就融为一体，并且毫无疑问地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正是这样的一些基础性情况，所以当年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问题，甚至还发出过“我们这个党不抓不行了”的感慨。
从组织管理学的角度视之，任何组织的存在，其宗旨并不是为了组织自身，而是为了管理外部社会。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性组织，其存在也不是为了其自身，而是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好国家，治理好社会。根据组织管理学的原理，内部管理是外部管理的基础。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要能够发挥其有效的管理外部事务的功能，必须首先具有良好的内部管理。
现在的问题是：党员干部所存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医学上从来就有所谓“对症下药”的说法，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也是如此。两年前，在我们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指出了党所面临的四种考验，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所面临的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指出，这四种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这四大危险更加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一次，习近平同志又更加具体地指出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问题。
宏观而论，这四种考验、四大危险以及“四风”，深刻揭示了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就四种考验和四大危险的问题，我们还可以作两个方面的分析：
其一，四种考验指出的是党所面对的外部情势的变化，反映了党执政治国所面临的新情况，以及需要积极应对的新课题。而四种危险以及“四风”所揭示的，是党的“主观世界”所发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发生在不少党员以及党员领导干部身上。笔者认为，相对而言，党所面临的“外部情势”的变化固然是个考验，但是并不可怕，甚至也不难应对。而真正能够决定党生死存亡并特别需要引起我们高度警觉的，恰恰是党的“主观世界”所发生的问题。
其二，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党所存在的四大危险以及“四风”，还是属于“病症”方面的问题，就如人的发烧、咳嗽之类的病症一样。而如何通过这些病症，去分析研究之所以产生病症的病源或曰病根，才是我们找到问题关键之处的根本方法。而这种病源或曰病根，应当存在于更为深刻的制度及文化层面之中。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在反思“文革”问题时，就指出了制度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的问题，提出了通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性构想。
所谓找准问题的关键，不仅要准确地把握其病症及病源，更要搞清楚的是，这种病源来自于什么方面，以及究竟是哪些人患上了这样的病。党是一个集合概念，根据中组部刚刚公布的统计数字，全党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8500万人。可以肯定地说，尽管这一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全党的活动，但是重点要“洗洗澡、治治病”的不是一般党员，而是党员领导干部。因此，有必要让真正需要治病的得到应有的诊治，而且要尽量避免“张三生病、李四吃药”的情况。有病不治不行，没病乱吃药也不行，讳疾忌医更不行。
16世纪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中，曾经打过这样的比方，说社会犹如人一样，在其患病之初，是治疗容易诊断难，而到了病情危重甚至病入膏肓之际，那就是诊断容易治疗难了。在我们今天提出要找准问题的关键之时，正说明我们还为“诊断难”而纠结，千万不能等到“诊断容易治疗难”的时候，再着手解决问题。
因此，我们每一个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对我们党的健康发展和我们国家的文明进步，担负起切实的责任。这一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当是唤起这种责任意识的重要契机。
（作者为上海市社联党组副书记、专职副主席，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