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石家庄发生一起奸杀案，当时年仅19岁的聂树斌被当成凶手枪毙。2005年，河南警方在荥阳抓捕犯下多起奸杀命案的河北广平籍农民王书金。王书金共交代4起奸杀案，其中就包括1994年发生在石家庄的那起奸杀案。自此，一案两凶成为法学界近10年来无法解开的疑问。6月25日上午，河北高院将在邯郸中院开庭再审“王书金案”。（6月24日《大河报》）
为公众关注已久的王书金案，今日（25日）终于将再审。有媒体早先乐观预测“聂树斌案有望峰回路转”，然则草野网络、舆论官媒都表达出谨慎的乐观——我们并非不想水落石出，但却深深懂得“希望越大则失望越大”的心理落差——“王书金案”八年悬疑，已曾让失望笼罩现实，我们又如何敢奢望正义会如期而来？
不敢奢望，并非不相信法律公正，而是“聂树斌案”和“王书金案”久拖未决，消磨掉我们太多信心。很明显的冤案纠错，早已具备可以翻案的条件，却始终被诡谲搁置——1974年出生的聂树斌，1995年因在玉米地奸杀妇女康菊花被执行死刑。2005年，一个叫王书金的人因另一起奸杀案落网，供认自己为“聂树斌案”真凶。根据媒体调查，当年王书金在不知道玉米地案另有“凶手”，也根本不知道聂树斌作为罪犯已被枪决的情况下，主动供认玉米地奸杀案为他所为，还亲带警察指认作案现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在同一块玉米地曾发生过两次奸杀案，依据最正常的思维，王书金的自首已经足够视为聂树斌翻案的直接铁证了，但王书金的指控却被以“查无实据”驳回……
八年了，“王书金案”死刑难决、“聂树斌案”冤案难翻，让公众堕入了失望、愤懑、狐疑的多种心理纠结当中——翻案于已经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而言已实质意义，但是于我们这些生者来说却意义重大：如果聂案无法查到水落石出，让司法程序得到修正，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聂树斌！
可是面对“王书金案”的再审，为何我们会如此心慌和不安？根据刑事诉讼法，“王书金案”已经过二审，若结果是维持原判，根本没有再审必要，只有当案件出现新证据时，才可以决定再开庭。早先法官就认为王书金自述口供却被认为“查无实据”了， 那么现在提起再审，其“新证据”究竟是什么？难道，难道是王书金真的如网上传闻那般要“翻供”？
近几日，一则言称是“聂树斌案报道者、知名报人马云龙”写就的《一场惊天丑剧就要上演 真凶王书金将全面翻供》的文章在网上不断流传，内中称“王书金将按官方的要求，全面推翻八年来的供述，不再承认他是当年康菊花被害案的凶手。”这样一来“聂树斌案就失去了翻案的充分理由了”，文中还指称这是“河北省蒸发机构精心策划和实施的阴谋的结果”……根据《新京报》报道，这篇文章被证实是“谣言”，但是“王书金案”由河北省高级法院在邯郸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仍旧不免令人担心——著名法学教授贺卫方如此指责：“承担纠错职能的机构正是当年制造冤案的机构。仿佛当年方成先生一幅漫画里虚构的场景：蒙受屈辱的秦香莲向包拯告状，包拯在状子上大笔一挥——‘请陈世美同志查处’”！这荒谬而讽刺的一幕，让人很难相信一场运动员身兼裁判的比赛，会有一个公正的结果。
因于“王书金案”和“聂树斌案”的复杂和敏感，法学专家、媒体舆论早就给出最具公平性的审理建议：一是由比河北高院更高的机构即“两高”进行调查和审理，因为他们不会受到地方利益的钳制；二是由最高法院指定保持中立的第三方的司法机构进行审理；三是根据宪法规定，由全国人大成立特别委员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并做出决议。但是案件走向并未能如公众所呼吁的轨迹，依旧落入了备受指摘的案发地、被疑制造冤案的地方司法机关手中，这能保证案件再审的公正性吗？
这是一道考验司法良心和法律正义的选择题——如果“聂树斌案”翻案，则当年因此邀功获升的一大群人要承担巨大的过错责任；而如果王书金翻供则大家安全、万事皆了——在换位思考置身于河北司法体系境地谋思利弊，我们很担心王书金今日真的会“翻供”，也很担心网上的“谣言”会被证为事实。司法，到底走向哪里？正义，是否会如期来临？让我们今日拭目静待……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