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论是中国古代哲学最发达的部分，其中“人性善恶”又是争论最激烈的议题，两千多年众说纷纭，诉讼不决。
人性讨论始于孔子，“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是孔子把人性划分为“与生俱来的天性”和“后天学习来的习性”。
孟子主“性善论”，此说流布最广，影响最大。然细考孟子所谓“人性”，实则并非人之本性，乃人异于禽兽之特殊性，被称为“端”。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
概括以上几段引文，孟子的“性善论”是说：人心中天生就有区别于动物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端是善的萌芽，经后天学习扩充，就能生发出仁义礼智四善，所以人性善而兽性不善。
荀子反对孟子，力主“性恶论”。然细品发现，荀子之“性”并非孟子之“性”。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正名》）继而又言：“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
然后，荀子开宗明义提出他的“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
概括以上几段引文，荀子的“性恶论”是说：遵循孔子最初对人性的两分，“性”是“与生俱来的天性”，而“伪”则是“后天学习来的习性”，是“人为”（伪）。“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荀子·性恶》）
然后，荀子提出自己的主张“化性起伪”，意即用后天“人为”的道德规范和法制去超越人性，促使人性改变而趋善。他写道：“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荀子·性恶》）
除孟荀两家互相反对的观点外，还有《孟子》书中论敌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善恶均为后天养成；王充《论衡》书中讲的周朝人世硕的“性兼有善恶论”，后天养善则善长，后天养恶则恶长；以及董仲舒、王充、韩愈发展的“性情三品”说，把性与情分为上、中、下三品。
由于仅限于采用直观-内省的方法，中国古代哲学家言人性善恶恰似“盲人摸象”，各执一端，各持己见；均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然难以取得公认。由此反观，借助20世纪人类达到的科学成就，我们用系统科学方法建立的“人性的系统模型”，可以欣慰地说，得出的结论是有科学的确定性的。
仅就人性善恶言，荀子的持论同我们的结论最为接近：人性在其最深刻的意义上，是恶而不是善。因为在人的自然属性上，几乎没有善而只有恶。耗散结构的利己性，生物遗传基因（DNA）的无限自我复制，动物不断追求欲望和感受的满足，都是利己、自私和潜在的恶。只有到浅近的属人的层次上，经过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灌输进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人被培养利他和爱，有了伦理和道德律内存，人才从善和施善。
所以我们说，在人身上恶是天生的，而善则需要培植。试看各种宗教的经文，大多数都是劝善的；各类文艺作品，多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家长和教师们总是在对下一代进行助人为乐和刻己奉公的品德教育。有人不是说，元明清三朝留下几百齣传统剧目，终不离“忠孝节义”4个字，而这4个字的内涵都是利他。再从反面看，在印度曾有人找到从小被叼进狼穴并由母狼养大的狼孩儿：浑身是毛，尖牙利爪，哇哇乱叫；见人就咬，抓到扔过去的活鸡就茹毛饮血。哪有一点点善？这就用变相的科学实验证明了我们的结论。
由此我们也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以赞赏的态度引述黑格尔的观点：“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的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而且，正如恩格斯进一步阐述的那样：“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因此，伦理道德教育固然重要，善的培养固然重要，然而社会最终必得依靠法治而不是人治；法制健全，树立法的最高权威，每个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不允许有超越和操纵法律的个人，是实现美好社会的必要条件。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