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或将迎来一部新的红十字会法。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委员长会议日前分别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2013年立法工作计划、监督工作计划。修改红十字会法被列入立法预备项目、视情况在2013年或者以后年度安排审议。
前有对郭美美事件重新调查的云山雾罩，后有官员对媒体表示要求继续提高红会的行政级别，再加上此前与民间基金会募捐数额的相差悬殊，芦山地震以来，与此次灾难中表现出的公共应急机制进步相比，中国红十字会与当下官方慈善的不尽如人意之处再次呈现于公众之前。
公众在对自己捐款方式的选择中进行“投票”，也在呼吁对红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在这样复杂的社会情绪下，红十字会法即将修改的消息可谓来得及时，也令人再生关于现代慈善的信心。
公众的情绪当然需要被理解，不过我觉得仍要用一种理性与务实的心态来看待可能的修法。首先，新闻只是说修改红十字会法被列入立法预备项目，其修改路径将“视情况”而定，这也就是说，红十字会法将何时以何种方式修改，至少在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预期。不过，这些并不妨碍追问与想象：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究竟需要一部怎样的新红十字会法？
所谓立法或修法，从实际过程来看，它更是一项利益博弈与需要专业理性的复杂系统工程。明白了这一点，再来观察对于红十字会法的修改，它就既需要直面红会现状，也需要在利益博弈中去最大程度还原红会的独立性与权威性，进而兑现为理性与慎重的法条修订。
当下红会为什么动辄陷入公众指责口水中？一方面，这体现出的是现代慈善与所有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网络时代红会时刻被置于围观者的眼睛与观察之下，它的任何过错都令人愈发难以忍受。另一方面，它更多还是缘于单一官办慈善附生出种种弊端，让红会逐渐丧失了其本身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廓清了这些，再来看理想化的红十字会法修订，一些刚性与细化法条的增加当然是必要的。要经由类似法制力量的累加，进而衍生出足够刚性的力量，以保证红会日常作为的更透明与更真诚。譬如，用明确法定程序来保证公众捐赠的公开化；再譬如，在当下的社监委之外，法定构建起更常态的公民对慈善机构的监督方式来。
除此之外，红十字会法修订必须在红会去行政化方面重点着力。红会要不要去行政化，以透明赢得公众认可，以独立来切实维护公共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由于历史和改革渐进的原因，当下红会组织远未发育成熟，它依旧需要在接受政府和市场援助的过程中，完成自身的定位转身。所以，红十字会法修订必须在此方面有所作为。或以明确条款来限定，助推红会现实性质的改变，或出台倒逼措施，来进一步形成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平衡关系。
乱云飞渡般的红会争议新闻中，面对红十字会法即将修订的消息，也许不同人都会有自己的迥异感受。但有一个方向是确定无疑的：要让红会重拾社会信任，甚至是回归纯粹的人道主义组织，法律上的框定与纠偏是不可或少的。而类似的框定与纠偏，更离不开对红会性质更深层次的改造。这注定会是一条不平坦的立法之路。道路艰难且漫长，但每一个慈善公民都应该对此抱有期许，并努力参与其间。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