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位置上退下来的纪宝成，担任了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在多年的职业教育研究中他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他说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4月15日《中国青年报》）
我同意网友的意见，应该删去“几乎”，即便用全称判断也错不了。环顾宇内，要是谁能从职业院校中找出一位市长市委书记的孩子，那就要成特大新闻了。不要说找不出市长市委书记的孩子，就连找出副市级、副县级领导的子女也难。
原因何在？是因为市长们怕有损面子，不让子女报考职校吗？不是。是因为市委书记们的子女学习特别优秀，总能考取名校吗？也不是。还是因为市长市委书记们的子女根本就没报考职校的必要？——恭喜你，答对了。
市长市委书记也是人，他们谁不希望独生子女能考取大学，而且是名校。毕竟，大学与职校的差距客观存在，毕业后的发展前景大不一样，市长市委书记们怎么会动员孩子去报考职业院校？此乃人之常情，可以理解。问题是，“官二代”中成绩有好坏，好的考上大学，没话说，实情是，成绩不好甚至不读书的也往往能考取大学甚至名牌大学。
此话怎讲？人们不是常说高考是最公平的选拔制度嘛，“官二代”焉能有例外？有。这种例外在我们这里叫特权，它不是存在于高考试场里，而是表现在试场外。君不知，当今的高招制度中存在一个保送生制度，规定获得省级优秀的学生可保送入学。这一制度差不多是为“官二代”量身定制的，除了有少部分被保送的学生确系优秀外，很多保送生名额都被“官二代”占去了。据2009年1月21日《今晚报》报道，从2006年到2008年三年间，吉林省松原市共有13名获得省级优秀学生保送资格的学生，他们中的家长有三个副厅级、五个正处级、一个副处级、三个教育局科级，看不到一个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一位深知内情的教育官员担忧地说：“保送成了官员子女上大学的‘绿色通道’。”
另据2012年4月3日凤凰财经披露，小康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舒富民在“教育的真谛与症结”论坛中表示，现在的大学比较势利，有很多超级录取是放在面上的，比如说著名运动员，著名的官宦子弟，有些领导人的子女成绩不怎么样，也可以被录取。此说甚是。行政化体制主宰下的高校，财权、人事权掌握在党政部门手中，办学得仰仗于地方党政部门的支持，因而高校往往会在录取过程中对“官二代”青睐有加，市长市委书记的公子小姐哪怕成绩再不济，高校也能想方设法将他们录取进来。
还有一种情况是，县市级一把手的孩子成绩实在不行，当年上不了最低录取分数线，当地高中也会安排他们复读或者改考艺术类课程，学校会集中最好的教师给他们上课甚至开小灶，以确保第二年考上。
总之，无须市长市委书记劳神费力，只要大权在握，中学和高校总有办法让他们的子女考上大学，甚至名校，根本不存在上不了大学去读职业院校的可能。果真如此，那失面子的不是市长市委书记，而是中学校长、教育局长和高校校长。换句话说，市长市委书记想让孩子去读职校，人家还不让呢。这就是官本位体制下的中国式招考特色。
但这并不妨碍市长们在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可因为极少有“官二代”就读职校，故政府承诺的改善有利于职教良性发展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加大对职教的投入，开拓更多的就业和上升通道等，大多成了空话。
要改变目前职业教育的困境，途径除了纪宝成所提的几点外，还须加上二条，一是大学去行政化，实行自主办学，不必靠录取“官二代”去讨好地方政府；二是破除特权，实现高招公平，堵死“官二代”上大学的“绿色通道”，促使考不上大学的“官二代”报考职业院校。惟其如此，职业教育才会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才能迎来良好的发展前景。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