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资产增长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十年来，中国的股票市值，从不足5万亿元增至25万多亿元，房地产资产从十余万亿元增至80万亿元左右，银行资产从20多万亿元增至125万亿元左右。前十年，是中国资产的狂飙时代，但很难有下一波了，这背后理由有三：货币扩张呈现放慢迹象，人民币升值及升值预期下降，GDP增速高峰已经过去。根据西南财大的一项调查，中国城市户口家庭平均资产达247万元人民币，这已经大于美国了。因此，中国资产增值爆发期已经过去，这两年是资产调整期，接下来将是资产平稳增长期。
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在我们距离目标差距最大的是什么呢？肯定不是GDP总量和人均GDP。未来八年，只要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人均GDP就会到1万美元左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总量就会达到14万亿美元左右，跟美国相差不大。在硬指标上我们可以说完全达到小康社会要求了。我们差距最大的是在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公平公正和环境保护上。因此，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推动社会共同富裕和建设生态文明肯定是这届政府未来工作的三大抓手。
三大红利正在消失
过去拉动中国经济的三大要素红利正在消失。
人口红利上，中国正面临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低成本劳动力缺乏。
土地红利上，不能说没有了，而是下降了。城市的中心城区土地被卖得差不多了。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已达到33平方米，农村人均居住面积为37平方米，再过两年，中国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会超过农村人均居住面积，这在世界上都是少有的。另一方面，中国农村的土地红利几乎一钱不值，由于农村实行的集体土地制，基础设施的农村土地成本非常低。但这也在变化，随着农村的土地制度改革、土地确权，土地成本将大幅上升。
至于储蓄红利，中国的老百姓和企业为银行贡献了100万亿元储蓄，银行用3%多一点的利息拿在手里，去年银行加权贷款利率约7%，社会上很多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是两倍，民间借贷则是4倍。中国有巨大的储蓄红利，100万亿元存款对应50余万亿元GDP，美国则是15.7万亿美元GDP对应10多万亿银行资产。中国政府、企业是非常幸运的，老百姓的储蓄热情就像为500亩土地提供了1000亩地需要的水库。
但这一情况在改变，对企业来说，货币宽松最关注能否融到资金、融资成本是否下降。而经济下来了，效益下来了，物价下来了，利率下来了并不叫宽松，很多加工制造企业的总资产回报率大大低于银行的贷款利息和融资成本，试问这类企业何以生存？中国企业有时竞争不过外资企业，因为他们面对的是3%、4%的利息，而我们则是7%、8%，甚至更高，所以一些广东当地企业拼不过台湾企业、香港企业，其实是利息问题。
储蓄、劳动力、土地这三种要素红利在下降，经济增速下滑是必然的。
结构调整与城镇化难题
未来中国将面临需求结构的大调整。过去经济结构讲三点：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未来摆在第一位的将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不调整，产业结构怎么调整呢？而需求结构的调整归根到底，要靠分配结构的调整。所以谈收入分配改革、城乡一体，社会福利均等，别看这不像搞工业、搞投资，其引发出的需求可能比那些更加有效。
另一个变化将是新型城镇化。首先，传统农业已经走不下去了，农业一年增加值也就是4万多亿元，财政上三农支出将近3万多亿元，一个4万多亿产值的行业拿3万多亿补贴，从经济角度来说，这怎么能对称呢？所以农业已成为纯补贴性行业，我们现有的招数也就是不断提高农产品价格，现在国内农产品价格已经跟国际大致相当，很多甚至高于国际农产品价格，去年纺织业不行，就因为棉花价格比国际价格要高。其次，现在城镇人口，把2亿多农民工算进去了，但他们当真是城市人口吗？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大城市发展模式就很难稳固，现在二代农民工成为社会上自杀、犯罪较集中的人群，他们不像一代农民工进城后是带着感恩之心来的，他们会想我为什么不是城里人，无法享受城里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没有养老、失业、退休金，要怎么生存？
所谓新型城镇化，就是做法跟以前不一样了，有三新。第一，要解决农村土地的确权、集中转让问题，小农经济搞不下去，最重要是土地确权、集中转让，只有搞规模农场，才能把成本降下去，这个产业才能生存下去。第二，要让这2亿农民工也能像市民一样在城里生存下去，关键是让他们跟城市人具有同等的社会福利，而且中央很明确，必须在今后5-8年解决。第三，实行城乡一体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已经起步了。但是稍有一点进步，我们就感到社会矛盾来了，如农民工子女能不能就近高考，这是社会福利中很小的一块，既然是城市市民，子女为什么不能在当地高考呢，但这也引起很大的社会讨论，所以中国新型城镇化，迈步还比较艰难。
下一个投资点：把穷人变成中产阶级
总结以上变化，笔者对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变化有三大预测。一是今后5-8年，中国人面貌改变比较大的，不是有钱人，也不是城里人，而是穷人，所以需求的爆发是怎么把穷人变成中产阶级，这才是最大需求点所在，值得投资者关注。
二是中国经济再不会像过去那样急剧下落，或急剧涨升。那么怎么看经济是否起来了呢？过去就看钢铁、石化及其他重要投资品的投资热度，今年因为这些东西起不来，所以大家对经济是否“起来”把握不好，笔者觉得只能是“软启动”。
其三是中国的投资高峰期及大起大落阶段已经结束，今后更常见的应是配置性的、均衡的投资。▲(作者是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为作者在近日举行的“第一届上海白银年会”上的发言，芮晓煜整理)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