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多个地区进入防控H7N9禽流感的应急状态，其中北京市是在无一例感染者的情况下加入应急城市行列的。一些专家认为，H7N9禽流感目前还称不上是一场“危机”，仍是一些“孤发病例”。由于此病毒尚未发现具备人际传播能力，查出病例的地区总体上没有出现公众恐慌。
这一次各地政府的反应速度以及防控疾病资源和能力的储备，迄今都经受住了考验。医学界现在普遍有信心，认为H7N9不太可能重复10年前非典的大流行，那一次的教训和磨砺对这10年间中国疾控能力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然而我们也许需要现在就做进一步的反思：为什么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成了这些年不少“怪病”的“高发地”呢？从世界范围看，经济落后地区更容易爆发各种疫情，经济发达地区第一波被卷入的情况要相对少一些。而中国的情况正相反。
中国东南沿海城市密集，农业、特别是养殖业也在各城市周边呈集结之势。长三角和珠三角不仅人口稠密，而且人畜接触也很频繁、直接，它们是中国人消费禽畜最重“活”和“鲜”的地区，也是中国人消费禽畜种类最多的地区。
人类的许多疾病都来源于禽畜，在经济发展带动禽畜消费激增的时候，各种病毒从禽畜身上向人类传播的机会看来在同时增多。这需要卫生防疫体系能够跟得上农业养殖和餐饮业的发展，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综合发展的软肋。
中国前些年一直重“增长”，那是贫穷社会对发展的基本概念。这些年我们开始同时重健康、环保、公平正义等，形成发展观念质的升级。然而这种全面发展显然比简单、粗放的经济增长要复杂得多。
经过几次考验，中国控制疾病大规模传播的应急能力逐渐建立起来。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来说，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但中国不应满足于此，我们接下来需要大幅度降低国人感染新病毒的几率，最终成为在病毒感染源头上就有强大控制力的卫生安全国家。
这意味着中国东南沿海应建立起更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人畜关系，并加快城市防疫体系向农村的延伸。中国人的卫生安全不仅是防疫部门的事情，它还应牵动疫情高发区的经济规划及城建设计，成为养殖行业和禽畜销售行业、餐饮业的更严格标准。现场宰杀、吃活吃鲜这些饮食习惯是否安全、存在多大的隐患，需要认真研究并对群众做广泛科普。
从黄浦江上能漂出上万头死猪这一件事，我们可以窥出长三角的卫生防疫有多么大的漏洞甚至豁口。我们也应由此悟出，长三角的发达仍是初级的，真正成长为发达社会，中国东南沿海任重道远。
必须指出，防疫是项昂贵的事业，它主要应由国家投资，也将无可避免地增加禽畜产品的成本。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价格构成中，安全成本占了很大一块。中国农产品中增加这部分成本是大势所趋，它应通过挤压其他中间成本尽可能被消化。
防疫犹如国防，疫情爆发后做应急控制更像是战争。国防越强大就越可能避免战争，这就是我们需要为防疫多投入资源，以更多无声的防御成果代替疾病爆发后悲壮胜利的道理。
让长三角和珠三角不再是致命性新病毒的高发地，这应成为中国两个经济发展黄金带的综合发展目标之一，而且这个目标应当处在它们未来总体规划的优先位置。▲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