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最近召开人才工作会议，拟定年内探索建立市领导联系高层次人才制度，明确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共17位成员，每人联系1-2名高层次人才，解决高层次人才在东莞创业融资、生活起居等方面问题。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指出，“要在竞争中取得主动，广揽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关键在于形成以政策、载体、服务、环境等为核心的人才制度比较优势”。（3月25日《南方都市报》）
“在竞争中取得主动”，获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竞争优势，有赖于“人才制度比较优势”，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唯有形成坚实的人才储备基础、广阔的人才发展环境，（其他方面的）制度优势才能得到发挥，才能让资本自发聚集，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繁荣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惟东莞，国内各地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取决于人才竞争而不是政府投资、举债发展的水平。
东莞市拥有发达的外向型制造业产业基础，其所在的珠三角被誉为“世界工厂”，但地方经济严重依赖于外贸，制造产业技术含量不高，近年来国内劳动力价格上涨而面临整体发展困境。广东省、东莞市由此早于国家部署就致力于转换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对这一转型要求形成严重制约的，正是人才的严重缺乏。
东莞地处两个一线城市广州和深圳之间，在吸引人才的竞争中先天处于不利地位。更关键的是，由于长期依赖外向型制造产业，许多制造企业属外资特别是台资、港资，无需开展本土化技术攻关、配备技术人员队伍，管理人员也多由台湾地区和香港派来。这就使得中高层次的研发、管理人才和创业人员在东莞难以找到跟北上广深相比的发展空间。与之同时，较长时间内固化的外向型制造产业结构，形成了对低薪酬作业工人的庞大需求，企业没有意识培养熟练技术工人，一线作业工—熟练技术工—一线管理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的进阶链条事实上是断裂的。归结起来，东莞等珠三角城市产业转型升级，面临中高层次的研发、管理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的短缺。
按照东莞市委书记徐建华的表述，“东莞市人才工作与建设‘人才型城市’的目标任务相距甚远”。也就是说，东莞需要大力引进人才，留住人才，为之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但这里所指的“良好的发展环境”，应当反映为治理和制度建设的成果体现，简言之，人才不需要找市长和有关部门特殊关照，就能搞定个人发展和生活的基本问题。譬如良好的治安环境，普遍水平较高、学位和床位供给较为充分的教育环境及医疗环境，税负和政府管制成本较低，有一整套运转有效的知识产权和劳动权益保护体系。
考虑到地方政府为高层次人才、领军人才提供津贴和住房做法的普遍性，东莞市要想争取在人才竞争特别是高层次人才竞争中的优势，出台同样方式和力度的资助（补贴）政策，虽然有失公平，但也有其必要性。
在当前，国际国内，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城市、城镇，为了吸引人才特别是所谓的高端人才，卷起了比拼奖励的政策竞赛。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削减社保等民生保障支出的同时，用大量的公共资金用于奖励高端人才落户发展。这种做法备受争议，但相关开销仍可以被解释为增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城市的持续发展能力而必须支出的成本，只要人才奖励政策的操作公开透明。
但东莞从一般性的给钱给房给车，到探索建立一对一的“市领导联系高层次人才制度”，由每个市领导联系1-2名高层次人才，为之解决创业融资、生活起居等各方面问题，就走出了人才争夺战政策竞争略带模糊性的合理范围。这项“联系制度”，名为制度，本质上却是一种异化的点对点帮扶，是利用一级一地党政领导的权力、权威，在已有的人才政策等政策规定之上，为某几个、某几十个高层次人才提供“超市民待遇”。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联系制度”还涉及到创业融资，很可能会诱发党政领导出面干预，强迫金融机构为不符合市场需要、不具备盈利前景的创业或企业项目提供贷款。这很难不让人想起刚刚破产的无锡尚德，当初做大过程中获得的类似拉郎配优惠待遇。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