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某地的政府大楼取了一个亲民的名字———新市民中心，但去过这里的群众却大倒苦水：“市民中心，远非市民进得去的地方。”一位媒体记者到此采访，深有感触———进了大楼，毕恭毕敬地出示介绍信、身份证、记者证、驾驶证、工作证，不行；主动要求填写会客登记表，不行；请求保安致电被访者确认，被拒……（2013年2月20日《燕赵都市报》）
一些基层政府的门卫负责替政府充当“过滤器”，阻挠可能给政府带来麻烦的群众，在当下看来似乎并不奇怪，但奇怪的是，作为政府结构中最底层的一员，门卫却把本应具备的守卫职责演化为一种阻塞试听的工具，无论如何这都能够说明门卫制度的本身产生了异化作用，而左右这种制度异化的条件，也都无法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服务理念脱离不了干系。实际上，门卫之所以甘于充当政府部门的“家丁”，并不是出于其本身意愿，关键是再强泉之下，迫不得已的一种表现。这种利用职权之便切断民众的合理诉求的行为，本质上则是政府职能转型之后的表现。所以说，就当前而言，如何改变政府的服务理念，探索出多元化的官民沟通方式，显然要比单纯批判门卫制度所带来的影响要更为重要。
应当说，近年来，一些公共事件的最终升级，究其根本原因，关键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故意规避矛盾，没有及时疏导所致。如果基层政府在此之前能够把横亘在官民之间的“过滤器”变成“疏通器”，有效解决民意的诉求，从而化解民怨戾气，那么又怎么会害怕产生如此多的社会矛盾呢？ 可当下却发生这样奇怪的一幕：一方面，有些地方政府大楼建的不亚于五星级酒店，但期本应具有的公共服务意识却连一个普通餐馆都不如。“门将把关、态度蛮横”的姿态，则突显出一种强势者对于弱势群体的冷漠；而另一方面，这些官员们可能还并不知道，那些民众之所以还能找政府请求帮助，其根源就在于他们尚且相信政府。可如果政府部门甚至连门都不敢于让群众进入，似乎还可能会被坊间解读是一种“心虚”的表现。
事实上，用门卫制度压制这种群体的拜访，只能会暂时阻断一些民众的合理诉求，可当这些没有任何选择的民众无法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必然会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达到目的，更危险的还在于，一旦这种矛盾积聚，还可能会质变成更大的社会问题。到那时候，政府即使在迫于压力，被动地采取“特事特办”的姿态再来帮助民众解决问题，不仅难以达到满意的效果，而且也会给其他民众产生一种错误的导向。
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如果当民众的合理诉求一时间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以宣泄的时候，那种由民众直接面向政府的自救行为必然会应时而起。因此来讲，只有首先实现让民意诉求的通畅表达和官民沟通，并不断探索多种渠道的官民沟通，才能真正做到过滤到效应。这期间，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咨询、市长热线、政务网站等形式，弥补疏解官民渠道的不足。在此之前，任何一种非对等的盲目据外，乃至于“强制阻挠”，始终无法产生真正做到“过滤”效应。当然，要想实现这种官民对话的顺利实现，其前提首先还应该是要用法律充分保障公民充分的话语权。如果没有这一点，仅凭基层政府官员的个体自觉，显然还不能完全疏通这种人为设置的官民隔阂。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