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厉害昨天再次引起争议。
这次争议起因于《人物》杂志的报道。报道称，这些年，袁厉害的孩子以残疾程度和相貌，被她分为几等。“头等”孩子得以享受最好的照顾，而最需要照顾的下等孩子，一度同垃圾、苍蝇、大小便挤在一起艰难求生。袁厉害在兰考自建或购买多处房产，保守估算超过20套住宅，还在一栋刚被拆除的非法民用建筑里投资了45万元。这些都与之前对她的宣传不符。
而一篇署名为周斌的文章则对这篇报道感到愤怒。作者列举了报道的“四个方面硬伤”：袁厉害的分级制度与当局对弃婴的分级制度直接相关；说袁厉害有20处房产，却通篇文章不见证据；如果行善能够让人赚钱，只要合法有何不可？以这种道听途说来作为采访和结论的依据，实在是匪夷所思。
看到《人物》的报道，我对残疾儿童境遇的纠结要远大于对袁厉害个人是非的纠结。如此之多的残疾儿童要由一个农村妇女来收养，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问题。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当自己面对这么多不健全的儿童时，会有怎样的情感反应？
在寻常人性中，除了悲悯之外，还有感官感觉的存在。能整天近距离地面对这些残缺生命，需要非常的悲天悯人情怀。与国家收养残疾儿童、由作为工作的职业看护不同，袁厉害毕竟是出于个人名义收养的。能这样做的人相信为数不多。这就是她打动我们的原因。
但人性并非永远可靠，它总会受到几乎所有人都会有的私心杂念的制约。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假定人性天生善良、完全大公无私是可笑的。法律法规和监督制衡机制的设立，就是基于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显然，袁厉害也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的美德践行者，她同样受制于基本人性。
高尚道德经常需要能力的支撑，个人如果收养一两个儿童，那么维持高尚道德的支撑力就相对容易获得保障。一旦把这个收养数量扩大，那么支撑力就会成反比地缩减，道德就可能出现倾斜，甚至崩塌。况且人性还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恒久不变的美德期许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回应这种愿望的，常常是放大的失望。
这就是我们反对把收养众多残疾儿童的责任压在个人肩上的理由。撇开人性不说，发生火灾烧死儿童的事实就已经印证了袁厉害力有不逮，印证了政府相应部门在收养一事上的缺席和放任的荒唐。
作为负有监督责任的媒体，去寻找袁厉害在收养问题上的缺失，并没有违背新闻伦理。袁厉害在开始从事收养慈善时，没有拥有权力资本；随着慈善行动的扩大，袁厉害的声誉也跟着增加，在有些时候，声望可以转化为“隐权力”。这时，媒体在颂扬美德时，同样要保持一定的清醒。但在检视袁厉害收养问题时，媒体的目标应该是拷问收养机制，而非对袁厉害的吹毛求疵，如果分寸拿捏不当，将会把慈善拷成残疾。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