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连续报道了天津的毒杀国际濒危物种东方白鹳事件，我便时常接到护鸟志愿者的电话。天津的摄影家王建民是其中尤为热心的一位。天津事件刚过，他立即赶到同在渤海湾畔的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因为那里又发现了死亡的东方白鹳。没过多久，他又来电告知，河南的志愿者发现了非法贩卖珍稀鸟类大鸨的窝点，而甘肃也出现了类似的事情。
给我的感觉是，王建民这位摄影师、鸟类爱好者，简直成了“候鸟救火队队员”。志愿者们与鸟类学者互通声气，在各地抢救落难的候鸟。偏偏如《中国青年报》报道所言，候鸟迁飞之路可谓“步步惊心”，各地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而残杀贩卖候鸟的行为屡禁不绝。王建民屡次托我找到本报驻各地记者站，希望我和更多的新闻界同行关注此类事件。
然而，志愿者、鸟类学者和记者们即使遍布各地且都能被动员起来，就能形成有效的候鸟保护网络吗？从疲于奔命的王建民们可以看出，候鸟保护仍然处于“按倒葫芦起来瓢”的状态。不难感到，在杀戮面前，环保人士有种很深的无力感。
候鸟这些大自然的生灵是没有国籍的，更不会有户籍，它不属于哪个国家、哪个省份。沿着古老而漫长的迁徙线路，一只候鸟也许前些天在西伯利亚，不久之后来到渤海湾，再过几日又到达长江口。然而我们的保护往往以行政区域为界，地方官员守土有责，只处理本地事务。即使在同一行政区内，一片可供候鸟停歇的湿地，会有林业、水务、渔业、海洋、环保等多部门负责管理，而这些部门权限各异，最后谁也称不上负责，一旦出事，都力不从心。更不必说，致使候鸟步履维艰的祸首——栖息地的破坏，有多少因素掺杂其中？
候鸟没有户口，然而保护者却壁垒分明，不结束这种状况，一只候鸟在成千上万公里的迁飞路线上，跌跌撞撞、死里逃生得有多少回？它也许在天津获救，转眼就在河北落入“虎口”。其他野生动物亦是如此。这样还是“美丽中国”吗？
北京大学教授吕植在微博上指出，“美丽中国”的评价指标应该是：“自然保护区、濒危物种栖息地和关键生态功能区不因发展建设而退缩，受保护的物种种群保持稳定和增长，生态功能得到保持，自然资本纳入国家和地方的核算体系，并成为政府政绩的评价指标。环评应‘生态一票否决’。”
鸟类是对环境极为敏感的生物。这种生物的安危，不仅反映自然生态，也反映社会生态。我们应该尽快改变这种多头管理而管理缺失的状况。政府部门人力有限，无法面面俱到，这都可以理解。也正因如此，政府部门更应打破内心壁垒，主动与民间合作，发挥民间力量。“多一双眼睛就多一个监视器”，政府甚至可以考虑购买服务，让民间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参与候鸟保护。
目前，由民间环保人士发起的全国护鸟网络公益项目“让候鸟飞”公益基金已经设立。但相信环保人士的种种努力仍只是杯水车薪。如果候鸟保护是一场战役，只能是“人民战争”，由广大的公众参与。我们的学校也应加强自然教育，培养对生命的尊重意识。
在天津的东方白鹳中毒事件近两个月之后，摄影家王建民仍然会做恶梦。他梦见两只东方白鹳被粘在鸟网上，吓得从梦中醒来，又一次起身去清理鸟网。这绝不是一个人的恶梦。在我们所向往的“中国梦”里，不应有这样的恶梦存在。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