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理学的是非功过

　　时至今日，很多人在提到朱熹理学的时候，都会想到四个字：“以理杀人”。其实，这是一种十分简单化的片面看法。大约半个世纪前，李约瑟先生曾对理学（李约瑟称之为“新儒学”）有如下评论：“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二程、朱熹）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换句话说，新儒学家这一思想体系代表着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最高峰，它本身是唯物主义的，但不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实际上，它是对自然的一种有机的认识，一种综合层次的理论，一种有机的自然主义。”那么，今天我们究竟该怎么科学看待理学呢？

　　●“扬之则使上天，抑之则使入地”，恰是理学命运的写照

　　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官方学问，自元代以来，朱熹注释的《四书》就成了科举考试的标准课本，朱熹本人也被尊为“朱文公”，并跻身为从祀孔庙的“十二哲”之一。明清时期，“诋毁程朱”甚至成了一项正式的罪名。但在统治者极端推崇的同时，也不断有学者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朱熹生前曾和陈亮、陆九渊等人有过激烈的学术论辩；明代心学兴盛，王阳明不满朱熹，但又以《朱子晚年定论》的形式调和、掩盖二者的矛盾；清代的颜元则直言“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认为宋明以来的人才不举、文化没落都应该由朱熹来负责。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文化又成了传统礼教的代名词而遭到人们的唾弃。北魏时的史官魏收曾说，历史记录能改变人们的命运，“扬之则使上天，抑之则使入地”。玩味朱熹理学的历史命运，魏收的话似乎也道出了几分真理。

　　●近代以来对理学的一些负面评价, 主要集中在“理学空疏论”与“以理杀人论”

　　总结历史上对朱熹理学的批评之词，有两点是值得人们注意的：一是“理学空疏论”，二是“以理杀人论”。事实上，近代以来对朱熹的一些负面评价，主要也集中在这两点，其来源是明清学者们的传统论述。

　　自清代顾炎武提出“以经学为理学”这一口号之后，“理学空疏”就成了清代学者的共识。但顾炎武的论调还比较委婉，对朱熹也保持了适度的尊敬。在清代反对朱熹最为激烈的当数博野颜元，也就是“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习斋。颜元目击明清时变，认为程朱理学培养出的“人才”只懂得“正心诚意”这一套内省式的修养方法，却完全没有经世济民的实用才具，因而对时局没有任何裨益。由这一点出发，他甚至讥讽朱熹理学是“禅学”，并将帖括（科举）、禅宗、“宋家道学”（理学）并列为“世之三大害”。

　　应该说，颜元的概括性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但对于朱熹本人来说却是不相对应的。儒学的核心在于追求合理的世间秩序，历史上有责任担当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无不是受到这种儒家价值观的激励和感召。在这一点上，朱熹和历代儒者并无二致。但理学与汉唐经学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内圣”为“外王”之本，即强调个人心性修养，以“正心诚意”的心性修养作为实际政治的根本，并试图由此入手建立和谐的世间秩序。

　　清代对朱熹理学的批判还有所谓“以理杀人论”。这源自于考据学家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的著名论断：“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戴震反感理学家提出的“天理”和“人欲”对立的说法，认为这种理论藐视人的自然情感，形同“酷吏之法”，从而造成了一种虚伪而残忍的社会风气，“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的论断成为后人反对理学的有力口实，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礼教杀人”的口号更是不胫而走，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遂成为专制和腐朽的代名词。

　　●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在理学的流变过程中被严重地曲解了

　　“理”是理学的核心范畴，戴震在这一点上对其展开批判，可谓击中要害。但细读戴震的言论，他的批判实际上是针对“后儒”而说，其中的核心含义则是指控权势者对“理”的滥用。朱熹理学本质上强调道德理性（理）对自然情感（欲）的优先价值，但也并不完全抹杀自然情感的存在地位。如他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所谓“存天理，灭人欲”，更多地是指消除那种过分膨胀的私欲而非一切感性欲望。在理学的流变过程中，这一点被严重地曲解了。首先是明清时期的“道学先生”之流，虽然号称“理学家”，但已丧失了理学初起时的哲学思辨能力和社会批判精神，仅能读几本《语录》，断章取义地掇拾一些零篇碎句，将所谓“天理人欲之分”扭曲为束缚民众身心的理论教条。其次则是帝王专制有意识地推崇程朱理学，将其树立为统治臣民的工具，于是“天理”也就演变成为权势的代言人。读一读清代诸帝，尤其是雍正和乾隆的诏谕，动辄以“天理人心”指斥臣工，就明白戴震所谓“以理杀人”的具体所指了。

　　●理学家的“理”不仅是抽象先验原则，也是政治领域中对抗君主专制权力的利器

　　理学的产生与宋代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余英时的名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对此有过精确的阐述。理学之“理”与其说是对中下层民众而言，不如说是对帝王执政而言。宋代理学家希望通过帝王的“正心诚意”树立良好的政治典范，而“天理”就是他们制约皇权的有力工具。余英时先生分析说，朱熹不满南渡以后南宋帝王的君权独盛，有意识地将《尚书·洪范》的“皇极”训解为“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其意即在于将其演绎为约束人君的一种原则，要求皇帝作无为而治的“虚君”。理学家的“理”不仅是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先验原则，同时也是实际政治领域中对抗君主专制权力的利器。明代理学家吕坤对此有过一个非常直白的说法：“天地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者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理学家自信有“圣人之理”作为后盾，就能不为“帝王之势”所屈，这虽然是一种幼稚天真的想象，但却反映了理学作为一种学术所具有的独立自尊的品格，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推崇。

　　●理学转型为官学之后，“理”就由裁抑帝王的利器，转而成为压制和束缚普通人民的精神锁链

　　理学在历史上的负面作用，主要与理学的官学化过程有关。理学最初是一种民间学术，并不受到官方的青睐。从周敦颐、二程到朱熹，理学一直以民间讲学为主要传播手段，在朱熹晚年的“庆元党禁”期间，还一度被南宋朝廷定性为“伪学”。从南宋末期到元明两代，理学逐渐成为显赫一时的官方显学。其性格也发生了一定变化，最显著的一点是理学之“理”由裁抑帝王的利器转而成为压制和束缚普通人民的精神锁链。据《明史·列女传》记载，明代因“殉节”而死的妇女有上万名，除了儒家文化固有的“节操”观念之外，这也与明代的官方理学将“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过度对立有密切的关系。

　　此外，理学的内容主要是心性论哲学和道德伦理学，这是它在和佛教世界观长期斗争的环境中形成的特殊面貌。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学者，难免偏向于内省思考而缺乏行动能力。

　　（作者单位：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