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上海的行程排得很紧凑，上周到沪，短短几天，他参加了第十届世界经济学大会，录制了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高端谈话节目《对话》，到东到西，少不了的是记者们的长枪短炮，大题小问。
在国际经济疲软时期，需要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来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中国在拉动世界经济走向复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下，经济还能保持继续发展，说明中国政府刺激内需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行之有效的。林毅夫在多个场合肯定了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但他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并不会像很多人分析的那样即将结束。相反，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比预计的要长得多。这次金融危机是长期的，需要全球的共同努力合作才能解决它。
为什么是长期的呢？林毅夫解释，因为之前有6年的高度经济繁荣，股市、楼市都积累了大量的泡沫，带来很高的财富效应。当金融危机来临时，需求会减少，金融业会出现很多问题。同时，实体经济也会出现产能过剩这一长期问题。随之而来的还有不断上升的失业率，社会普遍持有不好的就业预期。而企业目前也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机会，金融机构此时也不敢支持投资，因此需求很难被真正启动。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2009年的时候，全球的经济萎缩下滑了1个百分点，2010年全球经济将会有3.3个百分点的正增长，比原来预期要好。林毅夫预计，中国经济也有很大的上升空间，GDP增长率很有可能会达到10%。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进出口国家，林毅夫指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科学技术上仍有较大差距，若中国能继续从其他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科技，提高技术水平，在未来10年、20年甚至30年内，中国经济依然有机会保持年均8%至10%的增长。
世界银行在一项评估中曾指出，二战后，有13个国家持续25年保持经济增长在7%以上，而中国自改革开放后的高成长让中国成为这13个国家之一。
产能过剩是复苏主要障碍
林毅夫认为，目前，全球经济复苏的根基还不牢靠。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来自于金融机构内部，而危机爆发之后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实体经济部门，产能过剩、经济下行压力等问题都不容忽视。
全球经济2009年以后开始出现复苏，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率与2008年相比已经增长了27%，但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即使有宽松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货币政策，2010年6月的调查数字表明，发达国家产能使用、工业设计的情形比2008年时要低12个百分点。产能过剩仍然存在，依然棘手。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如果产能过剩比较严重，对国内需求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同时，在产能过剩的状况下，民间部门投资机会非常少。投资减少，消费又不旺盛，经济下滑的压力自然是非常大的。而一旦经济出现下滑，金融机构的呆账和坏账就会不断出现。以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为例，有100多家银行相继倒闭，根据今年初美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报告，当时还有美国700多家金融机构处于危险状态。因此，当经济增长放缓，一些国家就会出现税收减少、外汇减少、外债增加的情况，如果这一情况出现在阿联酋、葡萄牙或者是意大利等外债较多的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就难以避免了。
既然产能过剩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那么该如何解决呢？林毅夫说，这种状况下，政府确实需要伸出援手，例如通过调整财政政策等方式来刺激需求。从经济理论角度来讲，必须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即政府要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启动消费、启动需求。但是目前在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上，很多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如果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发达国家，可能会出现经济学上所讨论的李嘉图等价问题，显然，政府用以刺激经济的花费将来总是要还的，必须通过增加税收或是其他手段来偿还。政府出钱刺激需求，百姓却要交税。长期如此，不但启动需求的效果不明显，政府债务也会积累过快。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问题就解决了吗？林毅夫认为，解决不了，只要积极的财政政策一退出，需求就下降，失业率马上会增加。失业率增加以后，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形也不能解决。因为经济增长下滑，一方面政府的税收减少，另一方面，失业率增加，社会保障支出也相应增加。因此，如果政府在金融危机尚未完全结束的时候就采取退出政策，很可能会前功尽弃，并出现经济的持续下滑。
这就是两难选择。到底出路何在？
林毅夫提出了崭新的观点：必须超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他把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比喻成“挖一个洞、补一个洞”，在这一政策过程中，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并没有提高。而如果把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来作为投资，而且是作为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投资的话，短期能创造就业岗位、创造需求，长期来看能提高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政府税收，即使税率不增加，也可以用未来的增长补偿现在政府公共赤字债务的增加。他强调，关键在于政府的钱要用在提高生产力上，比如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投资，这样既能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也不会带来过高的通胀压力。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刺激政策，短期内以启动需求为主，而长期则应该改善经济发展的瓶颈，这样才能标本兼治。
多极增长格局是机遇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上不同，由于发达国家目前遇到的增长瓶颈少，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则相当普遍，因此，林毅夫认为，需要把发达国家比较充裕的资金用一个机制让它能够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这样做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对全球经济复苏也有利。
在林毅夫看来，发展中国家可投资的机会非常多，更重要的，这些投资都会带来非常高的回报。投资机会，一是在产业升级方面，二是在消除经济增长瓶颈制约方面。只要发展中国家能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来说是双赢，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快，就会创造出需求，给发达国家的出口带来机会。
根据研究，发展中国家只要进行100元的投资，就会给发达国家创造35元的出口，这是相互联系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对于达成千年目标，消除南北差距也有很大的帮助。
当然，要使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够快速增长，要靠经济体自有资金来投资，也有困难。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财政状况好一些，外汇储备比较多，可以使用内源性资金进行投资。但更多发展中国家，投资机会虽多，但投资条件不足，财政有负债，外援资金方面也面临短缺。
对发达国家来说，资金不是主要限制。发达国家资本充足，并且是硬通货国家，可以靠印钞票来买东西。在这种状况下，就需要把发达国家比较充裕的资金，通过一个机制流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目前，一些主要的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的增资，有这个作用，这些多边机构能够有更多的钱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同时，也可以用一些创新型的方式，比如，过去主权基金主要投资美国股票市场，现在情形不好，可以投资到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领域，回报率很高；还可以创造一些新的基金。发展中国家自身也须进行内部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改善金融部门，动员更多的储蓄，同时形成更好的环境，吸引外部投资。如果能这样做，对发展中国家有利，对全球经济复苏有利。
林毅夫表示，目前出现的全球多极增长格局是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机遇，如果能把握这一机遇，全球多极增长格局将更为深化，对全球经济将来稳定快速的发展也有更大的帮助。
“世界公民”在世界银行
“在世界银行讨论和中国利益相关的话题时，我是以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参与的，我的立场就是实事求是看待问题，不怕讲别人讨厌的话。”林毅夫是在世界银行获得最高职位的中国人，因此，在2008年履新后，他每次出现，都会被问及世行故事。
谈到中国在世界银行的话语权，林毅夫表示，中国在世界银行的重要性在上升，目前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由原来的2.77%上升到4.42%，排在第三位，这说明中国的话语权增加了。话语权增加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是对“中国经验”的肯定。
他还把中国地位的上升归结于“中国经验”在帮助世行成员国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国在制度改革和市场开放等方面的经验有针对性地在非洲推广，帮助非洲更好地融入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其实，未来非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非洲在历史上拥有很好的资源和优越的体系。此外，在推动南南合作、中非合作等方面，中国经验都起到了促进作用。可以说，世界银行越来越看重中国经验的运用，希望让中国经验为更多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增长。“未来，世界银行会更加需要中国发展的经验，需要把中国经验在各地进行推广，而中国也需要更多地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林毅夫也坦言，世界银行也在各个方面帮助中国。比如，中国的民营企业在进入非洲市场时会得到世行的帮助。今年是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世行鼓励中国企业走进非洲，特别是希望把中国农民致富的经验带到非洲。世行可以为企业提供多边担保，提供一个处理资金、政治等方面风险的平台。在中国与世行合作的这些年中，中国很多地区的项目建设都拿到了世行的贷款。而除了资金支持外，中国从世行受益更多的是在知识、技术、管理方面的世界经验。“世行不仅把中国的成功经验带到别的国家，也用别国的经验来帮助中国的发展。”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