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困境”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三农”问题都陷入持久的僵局。这是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难点。重庆的“户籍改革”给“大城市困境”解决带来了希望。
我国目前每年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在2亿左右，连带的农村富余人口接近3亿—5亿，但是这3亿—5亿农村富余人口的就业、居住目前都处于一种不稳定的“钟摆”状态。他们工作是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或省内的中心城市，但真正的家和住宅可能是在千里之外的户籍所在地。每年春节，他们一般会回到家乡过年，与亲人团聚，过完年则会继续外出寻工、打工。这种“钟摆”式的就业方式，已经持续了20多年。
20多年的事实表明，我国几乎所有的一线大城市都没有解决农民工及其连带家庭的居民化、城市化问题。这是导致农民工“钟摆”就业的主要原因。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是由大城市主导，遍布全国的30多个一线大城市控制了国家财政、土地、矿产等主要资源的分配、建设计划，从而形成了有利于大城市建设的“梯级财政”、“梯级建设”格局，大城市由此成为经济最发达、就业机会释放最多的地区。但在对待“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态度上，它们几乎一致地采取了“双重标准”：即竭力推进大城市的工业化、现代化，但是拒绝农民工的“城市化”。农民工进城必须服从城市利益主导的“工业化”和GDP的竞争游戏，在二者的利益一致时，会出现暂时的“帕累托”现象，但在二者冲突时，农民工的权益往往会被城市利益集团果断地牺牲和排斥掉。具体表现就是在农民工“城市化”问题上，这些大城市通过推行歧视性的户籍制度、就业政策、薪酬政策、保险政策、福利政策等以减少城市分“蛋糕”的分母人数，维护既得利益，并以此降低劳工成本、吸引外资。这种最典型的城市户籍人口利益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集中表现了中国大城市的城市户籍人口利益与外来的农民工利益和国家城市化趋势尖锐的对立关系。这就是中国目前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大城市困境”。
“大城市困境”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三农”问题都陷入持久的僵局。这是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难点。重庆的“户籍改革”给“大城市困境”解决带来了希望。
2010年7月12日，重庆市政府审议通过了《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及《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配套方案》。目标是在2020年将全市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从目前的28%上升至60%到70%，这意味着有近1000万农村人口将转为城市居民。其实，这一力度非凡、勇气非凡的户籍制度改革仅仅是重庆“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或一个步骤。在2010年初，重庆就先启动了“公租房”建设，这在全国也是一个“城市化”的创举。未来若干年，重庆将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主要针对三类人群：一是城市居民中的中低收入群体；二是到城市打工且有稳定收入的农民工；三是刚毕业在重庆工作、暂时买不起房的大学生。因此，在重庆，连续工作多年的农民工将完全有机会实现“城市化”，转变为无差别的重庆市民。
实打实的重庆“城市化”模式能够战胜狭隘的城市户籍人口利益，直面农民工“城市化”这一世纪难题。而且从长远看，重庆的做法是相当文明和有远见的。未来的重庆不仅不会背上沉重的农民工“城市化”的包袱，而且还可以因此长期获得巨大的发展机会。
这样的发展机会表现在：一是展现并树立了城市文明最基本的“公平、正义”的原则，这是城市发展的精神基础。二是消除城市化的户籍壁垒，将明显有助于城市发展的和谐、稳定。很多大城市，社会治安恶化，民间戾气深重，社会秩序完全靠增强警力、武力来维持，这正是错误、狭隘的“富人城市化”政策种下的苦果。三是10年间1000万以上农民工的城市化，将激发巨大的市场消费，并带动重庆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服务业的大发展。因此，重庆户籍制度改革将启动一个庞大的经济增长新引擎。四是农民工顺利“城市化”，将为“三农”问题的迎刃而解创造条件。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民收入、新农村建设等难题，在农民数量减少以后，都不难解决。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绘图：陈健珊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