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在深圳各大建筑工地从事孔洞爆破工作的农民工，由于长期吸入大量粉尘，多人经普通医院检查被疑患有尘肺病，但职业病医院却拒绝给他们做进一步地检查和治疗，原因是他们没有劳动合同，用人单位也不给出具职业病检查委托书。
前段时间，河南新密市农民张海超，为对自己的“尘肺病”进行职业病鉴定而历经曲折和磨难，悲愤无奈之下，不惜“开胸验肺”。接着又传来云南13位民工申请职业病鉴定遭拒，要求开胸验肺的消息。接着又是深圳……这样的悲剧会有终点吗？
在某种意义上，张海超是幸运的，因为他的遭遇得到了省委书记批示，并最终获得60多万元的赔偿。然而不是所有的后来者都这么幸运，“开胸验肺”和“跳楼讨薪”一样，很可能成为一种悲壮的维权常态。
根据《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诊断应当综合分析病人的职业史，分析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现场危害调查与评价，需要用人单位提供有关职业卫生和健康监护等资料。不过在现实中，用人单位谁愿意“自证其罪”？正如有医生指出，“得了职业病，还得单位开具证明才能鉴定，说是让高污染企业凭良心办事，其实恰恰给企业留下了能钻的空子。”这一规定的存在，就像给法律安了一道“玻璃门”，劳动者维权时看得见、进不去，一进就碰壁。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法律“玻璃门”不在少数。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维权程序漫长，已成为当前农民工工伤维权的“拦路虎”。如果将工伤认定程序的三个阶段——申请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和工伤待遇索赔——完全走一遍，平均需要484天，约16.1个月。如此苛刻的条件下，有多少农民工有勇气、有精力走完维权之路？又有多少农民工对此望而却步，被迫打落牙齿往肚里吞？
最大的不公平是立法的不公平。法律的一大功能，就是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公平的法律应该让各方展开平等的博弈。我们有必要审视，在《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工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还存在哪些阻碍劳动者维权的“玻璃门”？这同时也提醒立法机构，只有实行民主立法、开门立法，社会各阶层才能获得平等参与立法的机会，才能最终实现“良法之治”。(陈才)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