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安徽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给新任教育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出公开信。钱学森那个著名的发问是：“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11名教授认为，“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作为科学界的顶尖科学家，钱老经历过中西两种教育模式和社会环境，对个中落差想必有非常清醒和较为全面的认识，因此焦虑之心溢于言表，凝结成这不到20个字的巨大问题。与这个问题类似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出不了大师。
钱老之所思、所问绝不可能只一句话这么简单，长期的、逻辑的思索作为这个问题的立论背景往往退隐了，或者出于有意，或者无意。要培养出多少个杰出人才、多少个大师，才算是对这类问题的满意破解呢？我想，大家心中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量化标准。
而且，我总是认为，这样的问题与“我们为什么缺乏终极关怀”，“人类的前途在哪里”等问题类似，非常宏大，很有分量，其实无从解答。如果细化一下，比如就钱老的问题来说，我们的实验室水准如何，我们的导师是怎么带学生的，国家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多少等等，可能更有解答的可能。
我们首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杰出人才或者大师。大家都不会反对的一个说法是，他们是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艺术等知识或审美领域内的顶尖之人。这样的人其实是人类的幸运儿，他们得有相当的天赋，恰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他们又幸运地得到了时代标准的认可，活到足够的年岁。他们也是人类的精华，可能一代人或几代人的知识和思想的积累，才能萃取出少数几个最顶尖的代表。这样的人可遇不可求，出现的偶然性大于必然性，学院培养充其量只是培养这类人的“种子选手”，成就的比例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不算高。
如果以这类顶尖之人来作为大师或者“杰出人才”的标准，我想该回答问题的不光是我们中国，这恐怕也是西方乃至整个人类世界都要面对和焦虑的问题。
那么就得从另一个方向来理解这个问题。虽然上述所说的顶尖之人罕见难得，但他们并非从天而降，总是建基于一个特定时代或特定社会的整体知识、审美和思想的水准，这就如同露出海面的山峰与它下面巨大宽深的基座之关系。整体知识、审美和思想水准怎么得来，既不来自最上面，也不来自最下面，而正来自于那个中间层。事实上，学院教育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社会输送和造就这个中间层，就是看进入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之多寡、水平之高低。
现在常说我们的大学比不上西方很多著名的高校，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培养了比我们更多的诺贝尔奖得主，而是因为他们培养的进入社会各行各业的人才，可能比我们更具有创新精神，更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从而带来社会整体在知识和思想层面的高水准运行。我们的差距在这里，我们的问题也在这里。
我想，不必汲汲于如何培养诺贝尔得主，培养那些偶然的、幸运地顶尖之人，也不能再欣欣然于我们有多么庞大、低廉、受教育水平很低的劳动力资源，整个社会得想办法怎么造就那个中间层的人才，并让他们能够脱颖而出。
顺便说一句，大学总是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并不算一件很正常的事，这只说明这个社会的大学还是纯粹的精英教育，跟培养贵族无异，与现代社会的大学平民教育、大众教育方向并不符合。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