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投资是西部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传统投资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经济体量受限，限制着高质量发展，那么“新基建”就将成为撬动国内消费杠杆和挖掘市场潜力的主要工具，这也是我国发展结构向智能化转变的标志。

　　2020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标志着我国西部地区即将开启新一轮高质量发展。投资是西部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而传统投资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经济体量受限，限制着高质量发展，那么“新基建”就将成为撬动国内消费杠杆和挖掘市场潜力的主要工具，这也是我国发展结构向智能化转变的标志。

　　立足“新基建”，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战略性产业集聚往往伴随着重大技术的突破，“新基建”有助于改变我国西部传统基建边际效率递减的困境，培育出一批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必须实现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到消费与投资协调拉动的转换，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力构建互联网、大数据、5G基站、新能源以及新材料等新型产业集群，壮大数字经济，优化战略性重组和加大新兴产业布局力度，坚持包容审慎监管，打破区域行政划分和市场壁垒，实现省际之间技术共享、企业联合体运营，发展需求对接，形成“互联网+”空间布局、科技协同创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同时要扩大实体经济体量，增强区域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协同推进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基建”带来的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会逐渐加速城镇化，刺激下游新兴产业的需求，拉动智能化经济、数字化经济的增长，从而重塑消费结构和供给结构，推动新基建领域产业集聚，加速西部地区形成产业园区，发挥“头雁效应”。

　　立足“新基建”，共商数字基建打造发展新动能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新基建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助推器，有助于缓解区域发展之间的数字鸿沟，构建高质量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大力发展数字产品服务，让AI技术与传统服务业融合发展，拓宽受众面，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的优化重组，发挥数字经济规模效应。在这一过程中，要遵循当地经济发展现状，避免过度拔苗助长。西部地区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通道，以此来连接内外循环，发挥陆路规模集聚效应，增强区域经济发展韧性，对于构建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创新数字金融消费是挖掘消费潜力的主要措施。保护个人隐私信息，规范人脸识别技术，在信用消费的基础上加快资本周转与循环，对拉动内需和刺激内循环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可以使得消费虚拟化和多元化，增强数字产品供给能力，让数字经济成为连接传统产业和新型市场的理想载体。

　　立足“新基建”，统筹勾勒智能化城市群蓝图

　　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60.6%，而发达国家平均约80%。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达71%时，新增2亿城镇人口中的80%将集中在19个城市群，60%将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上述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所以，构建像成渝、兰西等西部智慧城市圈，有助于缓解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病，而这里也是承接国家相关产业的最佳之地。为此，应打破行政壁垒，统筹调整城市结构和功能用地，合理规划，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从而在缓解东部大城市病的基础上提高西部城镇化率，实现精确化和动态化管理，进一步释放经济红利。城市群的形成，可以加速智慧城市的建设进程，为新一轮城市建设和布局抢占制高点。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低碳住宅、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医疗以及智能教育是大势所趋。但是在转型的阵痛期，必须稳扎稳打，方可对接东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相关技术人才落户西部地区，增大西部发展体量，增强人口集聚功能，从而促进东西部融合发展，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智能化城市群。（兰州大学经济学院 范志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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