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主要国家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经济发展成绩，并各自形成了经济增长和分配方式俱佳的发展模式。这种局面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但遗憾的是，其中不少国家最近都出现经济增长率下降、分配条件恶化等现象。基于笔者观察，韩日两国都是如此。而这两国的发展模式已经接近甚至等同于英美等国所谓的“英美式资本主义”或“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等模式。如今两国面临的相似问题，可能意味着过去行之有效的“东亚资本主义”模式面临困境。

　　导致现况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经济过度“金融化”。即金融资本行业过度膨胀，凌驾于制造业行业之上，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不愿把利润所得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而是将其分配给股东或热衷于获取公司股份主导权等。尽管金融收益可能有所增加，但分配条件却进一步恶化。这一系列问题使各行业各领域投资发展布局陷入矛盾，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率停滞不前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基本上是“华尔街股东资本主义”的惯用经营方式。新冠疫情暴发后，不难发现这种“华尔街股东资本主义”遭受重创。例如，美国波音公司在之前效益不错、利润丰厚时，却让红利的主要部分流向了几大私募股权基金。而疫情暴发后，波音公司经营遇到困难，这时它仍主要考虑股东利益，伸手向美国政府要补贴，这种做法饱受美国舆论批评。早在今年1月的达沃斯论坛上，就有人主张应终结带有时代烙印的“华尔街股东资本主义”，以欧洲式“利害关系资本主义”取而代之。两者确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欧洲不少国家都有法律规定，给予长期持有企业股份的股东更多分红权和表决权，以促使相关企业从更长远视角出发完善自身经营、提升自身价值。

　　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全球化急剧放缓。美国经济学家罗德里克曾提出“全球化的三元悖论”，即经济全球化、国家主权完整和民主政治不可兼得。面临全球化退潮，一些国家开始更多在经济领域推行“主权完整”的政策。在此基础上，减少资本过度流动、确保汇率和利率自主性，成为东亚或更多新兴国家追求的政策组合。

　　当然，现在亟须警惕的当务之急是，因为疫情期间的量宽政策，流入市场的资金成倍增加，其中蕴含着疫情结束后出现市场崩溃的隐患，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为了防止到时措手不及，现在就应从微调资本流动性、确保利率和利息协调机制等着手，这将有助于韩日等东亚国家以及其他地区国家未来保持经济稳健发展。（作者分别是韩国首尔大学教授、建国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