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进入“城市化”发展阶段，受此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城市选择、居住迁徙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革，这首先就要“城市商业化”要有大发展，而商业模式、商业格局、商业个性化等都要仔细考量。

　　在浙商分布的区域，都是城镇星罗棋布，商业高度发达的地区。商业，推动城镇化，城镇化又立体地、多角度地带动商业，这是浙商成功且持续不衰的秘诀。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小城镇 大问题》的论述中，就重申了他一贯的观点：商业化——城镇化——再商业化。

　　浙商起源于公元六世纪，先是在杭（州）嘉（兴）湖（州）地区发育发展起来的，要知道杭嘉湖的市镇不论是历史，还是人口规模，尤其是商业的繁盛程度、手工业的专业化水平都是国内其他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乌青镇在乾隆时期就相当有名，其所辖乡村有数百个，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乌青镇的“乡脚地区”。它们中的大部分都以乌青镇为商品交易的中心，不仅周边乡村出产的农产品或丝最终汇集到这里，周边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资料也从这里批发或零售。直至到了民国时期，乌青镇都是全国有名的农村地区的商品集散地；魏塘镇，在明清时期就以“买不尽的松江布，受不尽的魏塘纱”闻名天下；而赫赫有名的南浔镇，则以蚕丝贸易闻名，其蚕丝“日出万绸，盖不止也”。

　　与晋商、徽商不同的是，浙商的市镇都是从自己的“乡脚”收购产品，这些“乡脚”不仅依靠市镇的市场交换生活用品，同样也源源不断地向市镇供应家庭农产品、手工业产品，而这些产品交换正是市镇商业得以发展的基础。

　　市镇化后面，自然就是城市化，在太湖周边地区，明清两代千户规模以上的市镇，就有五十多个。湖州府邻界的嘉兴府桐乡县乌青镇，是江南第一大镇。其疆域范围已超过了湖州、嘉兴二府的府城，而且市镇之间早已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网络。以南巡镇为例，它的东面有震泽、盛泽、王江径、平望、黎里、同里等镇，南面有乌青、濮院、王店等镇，西面有双林、菱湖、新市等镇。这些市镇都盛产丝货，但彼此之间又各有侧重，互相服务。如乌青只为市镇供应桑叶，濮院销售的绸缎谁也不敢与之争锋。这些市镇的销售越来越红火，就慢慢变成大城市，跨越市界、省界销售，一个形成网络的集团商业效应形成了，从而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客前来采购。

　　一部浙商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早在唐702年，日本遣唐使横渡东海至明州(现宁波)，东海航路开启，此后浙江的贸易活动更加繁荣。浙江地区的丝织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海外丝绸贸易亦不断增加，民间贸易也十分活跃。五代十国的吴越国时期，浙江的丝织业超越北方，吴越国积极发展海外贸易，与日本进行友好往来。唐末，杭州与高句丽、新罗、日本开辟东海海上航线，从北宋到元朝，杭州一直是东南沿海最大的港口城市之一。都市集镇商业的繁荣和商人群体的出现是千余年来浙商发展的基本轨迹。

　　两宋时期，国都南迁至临安(今杭州)，随之而来有大量技艺高超的丝织工人，极大地促进了浙江丝织业的发展及浙江市镇贸易的发展。为了扩大收入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易港，浙江丝绸开始大量外销世界。与此同时，受到海外贸易的刺激，部分农村的机织户开始分离出来，城市的丝织业开始兴起。

　　城市化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国际贸易。早在明清时期，浙商活跃的许多市镇就卷入国际贸易中。清朝，指定广州、明州、杭州为对外贸易港，浙江丝绸开始大量外销世界。杭州有“丝绸之府”之称，素来在中国传统丝织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丝绸质地轻软，色彩绮丽，品种繁多，有绸、缎、绫、绢等十几类品种，被国际友人誉为“东方艺术之花”。

　　国际贸易，成就了许多大商人的崛起：以经营辑里丝起家的刘镛、张颂贤、庞云鏳、顾福昌这些人都是从国际贸易中发了家、致了富的；浙商中的湖州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等著名浙商群体，无不在城镇化的浪潮中创下基业，站稳脚跟。史料披露：1801年的时候，英国从我国购买862石蚕丝，到了1833年之后，就变成9920石，为清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贸易顺差。这其中，浙商功不可没。

　　我国正进入“城市化”发展阶段，受此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城市选择、居住迁徙方式都将发生重大变革，这首先就要“城市商业化”有大发展，而商业模式、商业格局、商业个性化等都要仔细考量。

　　（作者系中国中小企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