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在《学习小组》撰文指出：

　　超大城市的风险管理要做到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反思的全周期闭环管理。全周期风险管理最重要的是做到事前防范，做到源头治理、早期控制。

　　从治理方向上，应主动消除治理隐患。超大城市治理不能只是热衷于显性的政绩，更要关注那些看不见的工作，定期对城市整体与各运行子系统进行“健康诊断”，识别治理隐患，主动疏导治理痛点，治理城市病，提升城市的健康水平。

　　从治理机制上，应提升全社会的德治、自治水平。现代城市社会可以借鉴传统治理智慧，加强国民心理建设、国民素质教育、家庭建设、社区共同体建设、工作单元共同体建设、社会组织建设、虚拟空间共同体建设，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推行德治，打造有效自治空间。

　　从治理资源上，应实现资源下沉，保证社会细胞单元的健康。基层一线工作人员少，中间层级太多，也是滋生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重要土壤，甚至出现了“一人干活，九人监督”的怪事，基层工作人员既要干活，又要应付各种报表与检查。减少中间环节，将治理资源下沉到一线，有助于推动治理实现末梢治理、精细治理、高效治理。

　　从治理循环上，加强事后反思与调整，实现风险管理闭环。全周期的风险治理要做到事后反思，每次出现问题都是国家发展与治理弊端的一次大暴露，是对于我们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与全方位诊断，我们要推动全社会的反思，让那些打不垮我们的困难，成为我们进步的阶梯。例如可以推进“革陋习、树新风”的社会运动，推动治理体系深度变革。

　　从治理工具上，应强调新技术手段的运用，实现智能化治理。我们的动员组织体系如果不能和新技术条件配合，就难以进一步做到精准化、高效化，难以更有效应对高度复杂、多元、分散的现代社会中发生的危机。在超大城市可以加快以城市大脑为中枢，以各种平台企业为网络，以5G、数据存储设备、超级计算设施等为骨干，各种智能终端为节点的智慧城市建设，推动风险治理的智能化。（左明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