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变化新趋势反应中国经济抗冲击力提高

　　日前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我国农民工的流动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趋势。

　　首先是农民工的数量还在继续增长，尽管增长的速度已经放缓；其次进城农民工减少而乡内就业农民工的数量略有增加，尽管乡内就业农民工仅增加0.9%，而进城农民工下降1.5%，但是一出一进有接近2.5%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农民工流动开始呈现双向的流动；东西部之间的增长速度也出现了逆转，东部地区农民工开始出现总量的下降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的总量在增加；最后，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民工在增加，而传统制造业的农民工在减少。

　　农民工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群体，他们的流动可以直接地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状况，经济形势好转，大量农民工开始外出；而经济形势不好，就业困难，农民工则会回流。

　　在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的经济曾经遭遇到几次重大困难，而农民工群体总是通过回乡来克服经济风险，减少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困难，从而维持了社会稳定。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依靠国际市场的加工企业订单不足，大量农民工因为找不到工作而不得不返乡。

　　从这份最新的调查报告中我们看到，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面临许多困难，既有内部的企业升级转型的压力，也有外部经济环境的带来的危机，但是总体上农民工的绝对数量还在增长，并没有出现大量农民工返乡的现象，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的脆弱性在减少，经济发展比过去抗冲击的能力有所提高。但这同时也预示着，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与城市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许多农民已经将土地流转，他们已经不能通过返乡来应对城市就业机会减少，因此保持经济的平稳发展和为进城的农民工提供适当的就业保障变得越来越重要。

　　其次，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已经开始出现，尽管目前还仅仅是开始。人们经常用推拉理论来解释人口的流动，农民工的流动充分说明了推拉理论的解释意义，随着城乡差距逐渐扩大，城市提供了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同时落后的基础设施、低水平的公共服务和缺少就业机会造成了农村的推力，有许多农民可能是被推动成为农民工的，他们在进入城市提高收入的同时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包括大量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都成为农民工流动的代价。

　　过去的20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的农村发展政策，希望缩小城乡差距，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展的精准扶贫，改善了农村的基础设施，发展了农村产业，增强了农村的吸引力，从而使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成为可能。可以预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会更加具有吸引力，从而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会更加便捷和频繁，城乡的差距会进一步缩小。城市和乡村应该成为两种不同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的选择，而不再是富裕与贫穷的区别。

　　第三，区域差距在缩小。在过去的40年中，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日益凸显，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迅速，大量中西部农民工向东部地区移动。不仅劳动力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而且一些专业人员也大量移动到东部地区。区域差距造成了人口的流动，而人口流动又进一步扩大了区域差距。

　　近年来，这种格局开始改变，一方面政府通过有形的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促进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速度，从而缩小区域差距；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产业也在转型，从而给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加快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因此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这为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近距离打工提供了条件。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业数量的增加反应了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

　　当前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近年来一系列的政策都是在促进更加平衡和更加充分的发展，农民工的变化趋势反应出这些政策开始初见成效，如果这种趋势得到延续，可以预见，我国的城乡之间、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会逐渐缩小。（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