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苏州高二语文统考中，有一道现代文阅读理解题，摘自作家王亚的一篇散文。由于题目太难，有学生考后通过微博联系王亚，邀她参与作答。原作者亲自上阵，结果20分的题目只得了6分，远没到及格线。消息一出，引来网友调侃，“这该让人如何理解？”
原作者答不好阅读题，看似讽刺，实际上并不稀奇。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文学创作讲究的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作者更不见得会边写边想“这个环境描写渲染了怎样的气氛”“那个修辞手法表达了怎样的心境”。而应试答题则与此大不相同，且不说考试命题本就是对原文进行的又一次解读与阐释，原意极可能已有变化；即便作者的意思得到了充分尊重，答题也需要熟练掌握相关知识点的“一招一式”，随性答之确有难度。是以，长于写作的原作者，不见得长于解题，诚如王亚事后表示，“这很正常，写文章和做题不一样。”
不过，答不好题虽不稀奇，但若原作者理解自己的作品屡屡“不达标”，恐怕也要重新审视这个“标准”。2017年，浙江高考语文中的一篇现代文摘自巩高峰的《一种美味》，同样因题目太难，不少考生在网上询问作者答案，巩高峰只得无奈发文，“标准答案没出来，我怎么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更有甚者，经常出现在语文试题中的“网红”作家周国平，直接出书《对标准答案说不：试卷中的周国平》，对某些出题方式的不满显而易见。类似事件接二连三，不免让人发问：这样的考题，是否能够检验出学生真实的语文水平？
曾有人言，语文课有两项使命：一是母语的训练，让学生学会正确地读、想、写；二是人文素质的培养，亦即心灵生长。为了完成课程使命，设置一些试卷题目、进行一些标准化训练无可厚非，但万不可为了某些表面形式，遮蔽真正有文学含量的闪光点，丧失纯正的人文内涵。倘若仅为了出题而出题，为了凑够分值硬挤出几条理由，甚至生搬硬套、“以题害文”，不但无益于理解、读写能力的培养，更有可能扼杀学生对语言文学的兴趣。
上世纪40年代，叶圣陶、周予同合编的《开明新编国文读本》选了鲁迅小说《孔乙己》，提出这样一问：“使人快活”的孔乙己，他本身也快活吗？此问看似简单，实则提示关键之处、引导学生细读文本。其中蕴含的“提问的艺术”，如今依然值得我们好好借鉴。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