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海:转型中会出现结构性摩擦,一些人会被时代甩下

　　周子勋：

　　未来的增长更多强调质量和效益，而非数量和速度。高质量发展是未来的发展核心和政策出发点。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如何具体推进高质量发展？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八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此，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这些部署的核心，是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更好引导政府、企业、居民转变发展理念，形成政企民三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力量。

　　冯俏彬：

　　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近40年的高速增长，被誉为经济发展史上难得一见的增长奇观。不过，我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建立在要素大量投入、粗放使用的基础上，为此付出的资源和生态环境代价十分沉重，可持续性堪忧。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这些要素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再要像过去那样以这些要素投入为主来发展，既没有当初那样的条件，也是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问题。推动我国经济由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就是要努力提高要素的集约化程度，提高科技含量，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盘和林：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着眼于2018年的全年经济工作进行安排，还进一步提出要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考核体系不仅是价值取向、具体工作的量化指标，更是指引具体经济工作的“指挥棒”，因此，建立“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考核体系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开启了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迈进的新征程。

　　潘建成：

　　推动高质量增长，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扭转过去唯GDP论的衡量标准，今后不妨着重从四个维度来评判经济发展的质量：一是创新及经济增长新动能，比如新兴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等；二是效率，比如全要素生产率等；三是产品质量，比如中高端产品占比等；四是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比如单位GDP的能源消耗、产能利用率等。

　　梁国勇：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要推动这三大变革。三大变革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质量变革意味着经济增长从总量先行到量质并重；效率变革意味着经济增长从依赖要素投入转向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升；动力变革意味着服务业以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等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

　　林建海：

　　我们需要正确面对和应对数字革命带来的经济转型需要。转型总会有一个过程，会出现结构性摩擦，一些人群可能会被时代甩下。我们需要灵活应对、积极管理，在增强社会安全体系的同时，提高教育水平，进一步加强职业培训和技术提升，促进生产资源快速、有效地重新分配到最具生产力的行业和部门等，以支持人们尽快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并将新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发展。

　　孟祥飞：

　　目前，我们的创新能力还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当前，我国的综合创新能力在全球20位左右，虽然是发展中国家最高的，但是距离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还有较大差距。我们的很多实体经济领域还处在产业中低端，以劳动密集和拿来主义为主，多借助引入国外先进技术、装备加上我们人力资源优势，来提升生产制造效率和竞争力。未来，要支撑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集群等宏大发展目标，必须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我们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大力推动关键共享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领域创新。

　　张杰：

　　在创新领域抓紧构建“国进民进”的新格局，就是在创新链价值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对接中，构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新型协同合作共同体。一方面，在制约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创新、原始创新以及关键共性技术创新方面，利用国有企业的综合创新优势，鼓励国有企业全面进入和集中攻关，解决这些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以及半公共产品性质方面的核心制约因素和关键短板问题，夯实、强化和提升产业的基础性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在推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产品创新、工艺创新、集成创新、产学研一体化等方面，鼓励民营企业利用市场化机制全面进入和扩大投资。

　　董希淼：

　　目前，我国支付机构正加快“走出去”的步伐。支付机构“走出去”，有利于降低支付风险。通过引入先进技术、理念和经验，促进充分竞争，可有效打破过于集中的市场格局，分散风险，提升效率。同时，主动对接不同司法管辖的支付产业发展规划，开展支付安排合作，可实现优势互补，推进支付产业联动发展和成果共享。此外，还有利于促进法规制度建设。一方面随着支付产业“走出去”，客观上需要调整和完善现有法规制度；另一方面随着支付产业“引进来”，也需要我们遵循国际规则，提高有关法规制度的层级，吸引境外主体参与我国的支付安排。

　　王喆：

　　如今，随着监管的不断加强，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三大特点已凸显：一是集中度明显提高，二是集聚的风险正在逐渐化解，三是服务普惠金融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不断提升，行业也走向有序监管。监管部门出台的大量关于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办法，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也是机遇。互联网金融企业都应思考如何适应新的监管要求，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真正做到普惠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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