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资本市场由“初级规范期” 进入“深度规范期”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黄浦江畔开业，迄今已有27年。27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走过了曲折而卓绝的发展道路，其间的艰辛亦令人感慨唏嘘。

　　今天，很多人对资本市场发展的现状不满意，但这毕竟是成长的烦恼。资本市场作为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生存问题，也不再是“初级规范”问题，而是“深度规范”问题，是如何壮大自身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问题。

　　27年来，我国资本市场规模扩大，机制更新，法治升级，影响广泛。包括股市、债市、期市、理财市场在内的资本活动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建立现代化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强大资本市场体系已经成为国家建设的现实需求。

　　截至12月4日，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总数已达3466家，总市值为563570.07亿元，总流通市值为444546.17亿元；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挂牌公司总数达11633家。截至11月30日，共计发行企业债、公司债、非公开公司债、可转换债等1556只，总规模达15551.09亿元。截至11月30日，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2823.62百万手，累计成交额为171.38万亿元。与1990年12月份上交所刚刚开业时比，资本市场的发行和交易规模、功能建设和实际作用，已经发生历史性巨变。尽管市场仍然存在一些不成熟问题，但其对国民经济发展所发挥的作用已不可小觑。

　　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市场进入新发展阶段必然会遇到的体制机制性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试想27年前，不可能实现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也不可能讨论沪伦通问题；MSCI也不可能将中国股市纳入其中；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资本市场合作的条件也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趋于成熟。我们今天讨论和推进的，是如何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如何实现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范围的互联互通，如何推进“资本强国”战略。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资本市场的历史性要求，也是我国资本市场必须要迈过去的门槛，是不进则退。

　　回望27年的历程，无论从实践角度看，还是从理论层面看，将资本市场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都是创制性的，面临很大的挑战，需要在理论上、政策上、制度上加以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资本市场必须与自身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相吻合、相一致，必然要形成与自身发展利益相符合的发展战略步骤和监管体系，必然要形成有自身特色的资本市场文化。而这一切，又都应当在与全球市场互联互通基础上形成。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国发展都离不开其他国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本市场是开放基础上的自己的体系。只有这样的体系，才可能真正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

　　27年的历程表明，凡是将国际市场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得好的部分，路就走得比较顺畅；凡是将国际市场经验与中国实际结合得不够好的部分，路就走得比较坎坷；个别地方出现的生搬硬套现象，则成为了反面案例。

　　历史启示我们，办好中国的资本市场，必须将中国自身实际与国际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将一般市场治理规律和具体的国情、市情、民情紧密结合起来，要有创制精神和创制勇气。事实上，沪港通、深港通以及穿透式监管，都是中国资本市场创制的成功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要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我们要按照这个新时代资本市场发展的指针，坚持服务实体经济，坚持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加强风险意识完善防范机制，努力建设现代化的、富有全球竞争力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层次资本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