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凌：支持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回归非常明智

　　薛洪言：

　　消费金融又称作场景金融，场景分期是主流的“玩法”。目前消费金融创业都集中在场景分期领域，包括校园分期、租房分期、3C分期、旅游分期甚至是炒股配资分期、购房首付分期等，企业先要搭建或依附一个场景，然后再基于场景去开展分期业务。场景的大小决定了业务空间的大小。大多数场景分期的创业机构都没有做大，相比P2P、第三方支付、互联网理财的火爆，消费金融业务似乎一直不温不火。

　　洪偌馨：

　　有关消费金融的场景、风控、能力建设的讨论，随着行业发展不断发生变化。当行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公司在布局上也会有一些新的考虑。之前很多公司认为，线上线下的产品和目标人群截然不同、风控逻辑也不同，很难做到全覆盖。但是很多公司在前期积累了足够多的数据和用户之后，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为白名单用户提供线上借贷、提升用户体验；或者是线上业务入局线下，扩大用户群体、丰富数据和产品。

　　何飞：

　　脱离“消费”的现金贷，改变了消费贷的本质：首先，现金贷没有指定消费场景，所有人都可以申请，且无需告知贷款用途。其次，现金贷平台可以通过设定超高利率及高手续费，实现“收益覆盖风险”，即通过收取正常还款用户的高利息及违约用户的高滞纳金来填补坏账。这也意味着，现金贷平台可以完全不用考虑风控有效性。由于借款期限较短，即使面对超高的年化利率，用户也毫无察觉。与此同时，第三方暴力催收机构，可以帮助现金贷平台收回部分坏账资金，从而解决了平台的“后顾之忧”。

　　吴逖：

　　消费金融市场的成本主要分为获客成本、风险成本和资金成本，在整个业务成本分布里，资金成本其实是相对较低的，因为剔除风险之后的成本应该是接近基准利率的。整个业务中主要的成本是获客和风险覆盖。这两者中，获客成本的弹性相对较大，风险覆盖成本一部分是欺诈成本，一部分是信用违约风险成本。让“普惠金融”变得更“普惠”的关键就在于降低整体业务链条中的风险成本和获客成本，并通过各类金融工具让低成本的资金匹配到安全资产。

　　仇高擎：

　　从上市银行三季度披露的数据看，年内大部分银行的不良率稳步走低、不良贷款余额增幅有所降低，其中一些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也呈现下降趋势。从总体情况看，2017年三季度末，A股主板上市银行的不良资产占比环比微幅下降至1.65%左右。在行业拨备覆盖率和信贷成本率略有提高的同时，前期拨备计提较为充分的一些上市银行，其拨备计提力度随资产质量好转而有所降低，从而对利润增长带来“正能量”。

　　赵建：

　　与社会经济总体走势相对应，中国的金融发展走向也受到主要矛盾的驱使。随着近二十年来中国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基本的金融需求已经满足，但是面向人们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中国的金融发展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金融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可以概括为人们不断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化的优质金融服务需求，与金融深化程度不够、金融结构优化不足之间的矛盾。

　　朱海斌：

　　金融体系本身的改革至关重要。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金融要回归本原，要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金融监管的底线。这对以往存在的监管注重推动行业发展的导向进行了纠正。同时，金融改革中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融资体系也至关重要。目前高杠杆集中在重资产行业，也是银行间接融资主要的服务对象。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众多轻资产轻抵押的创新型企业可能更适合采取各类股票市场、私募、风投、众筹等股权形式的融资模式，这也有助于缓解债务问题。

　　白明：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7世界投资报告》，2016年中国对外投资创历史新高，达到1830亿美元，首次跃升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毋庸置疑，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中国在成为贸易大国的同时开辟“新战线”。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中国实现了从偏重于商品输出向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并重的方向转变；另一方面，中国也实现了从吸收利用外资向吸收利用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并重的方向转变。透过这两个转变也不难看出，未来的对外开放必须要充分体现双向开放目标。

　　姜超：

　　对于我国来说，基建投资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2012年以来，我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速一直维持在20%左右，远高于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在民间投资持续疲软的情况下，以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成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的增长来源，投资占比也从2012年的21%持续上升到2016年的25%。

　　周子勋：

　　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意味着我国迎来了财税体制的深刻变革。未来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从减轻企业税费、清理乱收费、降低融资成本等多方面着力为企业减负，另一方面还需从税收体制上进一步推动结构性减税。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税收改革需面向消费社会来调整税收结构，从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向间接税与直接税并重转变。

　　朱邦凌：

　　优质境外上市中企回归将为A股注入新鲜血液，为A股带来更多的新兴产业投资标的。此前，有关A股优质企业的讨论曾引起投资者广泛共鸣。一方面是A股需要更多“好企业”，一方面是一批新兴公司远赴境外资本市场上市。互联网企业、生物制药、新能源、教育培训、商业连锁等新兴企业境外IPO非常集中，这反映出我国资本市场对部分新兴行业的服务能力亟待提高。但在目前的IPO政策下，有些公司可能因为VIE架构、盈利能力等原因，暂时无法进入A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支持优质境外上市中资企业回归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优质中概股回归，对于提升A股市场吸引力和交易活跃度、优化市场结构具有正面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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