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财政部在香港发行总额20亿美元的国债，受到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数达发行额的11倍。此次境外国债发行备受瞩目，因其正处在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之后，而且我们是“甩开”三大机构，不做评级就发行。在此背景下，中国国债仍收到超过300家境外金融机构踊跃认购，被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是以事实打了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脸”。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时隔13年之后中国首次发行以外币计价的国债，并且20亿美元的规模相对于中国3.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可见，融资并非此次境外国债发行的主要目的。那其意义应当如何理解？
笔者认为，这需要从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到底有多大影响来分析。标普、穆迪、惠誉是干什么的？其实，它们是美国监管机构认定的，严格来说拿的是“美国饭票”而非“全球通用饭票”。它们做的生意，主要是评估债券发行方未来的偿债能力，从而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依据，其大多数客户，也都是欧美市场上的发行方和投资者。那么问题就来了：中国极少在境外发行国债，国际评级机构又为何要评中国的级？中国又何必在乎他们的评级？回答是：虽然在国债层面，中国没有向外国借钱的必要，但在企业层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快速提高，对外投资迅速增长，企业在境外借入外币的需求也就日益增加。母国国债“值钱”，其企业的国际融资成本就降低，反之则升高。在中国没有对外借债需求故而长期不在国际市场发行国债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在境外发债也就没有可依据的国债价格作为定价基准。这时，国际评级机构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就会导致中国企业境外融资成本升高，进而被境外金融机构“敲竹杠”。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中国在境外发行美元计价国债收到热烈追捧，一举击碎了“走出去”的中国企业面临的“敲竹杠”威胁。而我们能够击碎评级上的抹黑，根本是由于自身经济的强大和发展势头的蒸蒸日上：我们想回击他们的错误决定，就能自主决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回击，并且一击制胜。但这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还更多是一种奢望。
当今世界，从实体经济层面看，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全球经济总量的近六成；但在资本金融层面，占全球人口总量不到七分之一的发达国家仍然占据绝对优势，美元仍是世界货币。在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旧国际格局中，三大国际评级机构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融资成本的定价者，引导着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谁的评级被升高，融资成本就会降低，钱就会到来；谁的评级被降低，融资成本就会升高，钱就会远去。很多国家甚至在资金链上被国际评级机构所左右，从而丧失自身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实际上，“评级霸权”甚至影响到西方国家政府的自主权，例如多个西方国家的国债近年都遭到过评级下调，甚至连美国主权信用都不能幸免。
谁给予三大评级机构如此大的权力？从根本上说，他们代表的是西方“大到不能倒”的超级金融机构“把钱给谁”的权力。对此情况，二十国集团（G20）早在2013年圣彼得堡峰会时就达成了“改革信用评级机构”的共识。而今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期间，则签署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信用评级合作谅解备忘录》，酝酿打破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的垄断。而此次中国国债的境外发行，则从最根本的层面证明：主权信用根本上是信用主权，自身发展够强，就有能力捍卫主权。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焱）
